《二十四孝》，在當時屬於兒童讀物。這種故事，對於兒童來講，完全是恐怖故事，完全是噩夢。
魯迅先生在《二十四孝圖》這篇文章裏，對郭巨進行了辛辣的諷刺。他說：我看了這個故事以後，就有兩個擔心。第一個，我擔心這郭巨當時挖地的時候，如果沒有挖到這壇金子，那怎麼辦呢？那這小孩兒豈不是就沒命了？第二個擔心，我擔心我爸也去學郭巨做孝子，到時候把我給活埋了，以此來孝順我奶奶。
郭巨埋兒這個故事，在我們今天看來，首先它是違反刑法的，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犯罪行為；其次來講，即便從道德倫理方麵來看，這種做法手段極其殘忍，違背了基本的人倫道德，沒有絲毫可取之處。但是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在東漢時期居然得到了當時人的追捧，當時人把郭巨看成是大孝子的一個典型，認為他很了不起。由此可見，東漢末年這樣一種道德文化，已經成了一種變態的文化。正是在這種變態的文化土壤之上，才會滋生出咱們前麵講過的那個所謂的孝子趙宣，在父母的墳墓裏麵住了二十多年，前後生下五個小孩兒，在裏麵尋歡作樂這樣的怪事情來。
那麼東漢末年的這樣一種道德觀念，問題的根源出在哪兒呢？根源在於：道德的形式主義。
咱們說東漢末年的人特別看重道德，請注意，是“看”重道德，你的道德，要能夠讓我們看得見。這樣一來，人們追求的就是道德的外化形式，特別擔心我道德這麼崇高，別人會不會不知道啊？就每天在挖空心思想辦法，怎麼能夠讓我的這些道德表現得更加駭人聽聞一點，更加能夠吸引人一點，更加能夠上報紙的頭版頭條。他們就每天在琢磨著作秀、炒作、嘩眾取寵，那麼這樣產生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出名的人往往都是裝出來的，都是偽君子，而真正有道德和有才能的人，反而默默無聞。
這種變態的道德觀念，再搭配上東漢時期的選官製度就產生了第二個問題。東漢的選官製度是一種推薦製度，而且往往都是推薦那些名氣大的人，因為道德這個東西本身沒法量化，所以我們隻能看，大家在傳誰的道德特別高尚，那我就去任用那些人。而這樣的人往往都是沒有真才實學的，隻會誇誇其談，名過其實，清談誤國。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問題積弊已久，曹操卻想要畢其功於一役。
由於道德的形式化，“以德取士”的選官用人製度已經難以挑選出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曹操意識到了舊有製度的弊端，於是先後三次發布求賢令，不拘一格地招納天下英雄。那麼曹操這三道求賢令有著怎樣驚世駭俗的用人標準？他的這些用人標準又對當時的舊觀念、舊道德形成了怎樣的挑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