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的時候，野貓比較多，中國當時家貓還不普及，所以捉老鼠的重擔就落在了狗的肩膀之上。那麼什麼時候家貓開始普及呢？根據明朝人張岱的一本筆記叫《夜航船》的記載，說是唐僧西天取經的時候，從印度取回佛經的同時，也引進了家貓，從此以後，狗就退居二線了，狗拿耗子反而變成了多管閑事。這是一個題外話。總之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出，曹操他用人能夠不計較一個人的小毛小病，能夠發揮人的長處，避免他的短處，這個在曆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麼這裏麵有一個問題，咱們前麵說了，曹操實行名法之治，執法嚴格；這裏又說曹操用人不計較小毛小病，丁斐犯了貪汙罪，曹操從輕發落。這兩者之間是不是矛盾的呢？
其實，這兩件事情綜合起來，我們才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曹操。曹操名法之治，和咱們今天提倡的法治不是一回事兒。我們今天說的法治，是要有法必依，不能搞特權，而要以法律作為我們判案也好，定罪量刑也好，唯一的標準。咱們上一講講到，曹操的名法之治，反對司法隨意，但是他反對的，是你不能夠隨便拿什麼感情因素、什麼道德良心作為你判案的標準。但是不拿這些東西，不拿道德良心作為判別標準，那拿什麼作為判別標準呢？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不是法律，而是利益。
曹操割發代首，幾根頭發嘛，割了也就割了，下次還能再長；換來的是三軍將士嚴格守法，利大於弊，所以我就選擇嚴格執法、割發代首。殺丁斐，丁斐貪汙的才幾個錢？殺了他，給我造成的損失卻非常之大，完全是得不償失，所以我就選擇不嚴格執法，我就選擇從輕發落。
要法治還是要人治？這兩者在曹操手裏，隻不過是兩個工具而已，它是可以選擇的。這就是法律的實用主義。從求才三令來看，也是這個樣子的，道德是虛的，對於我來講沒有用，一個人是不是人才，就看你能不能夠給我帶來實際的利益，能帶來，那你就是人才；不能，那你道德再高尚也沒有用。這就是法律的實用主義，法律的工具主義。法律的實用主義，帶來的惡果就一定是道德的虛無主義。
所以我們看，在東漢末年的時候，雖然過分看重道德，雖然搞道德形式主義化，但是畢竟還拿這個道德來做一塊最後的遮羞布，而到了曹操求才三令的時候，遮羞布都不要了。曹操作為一個個體，提倡價值多元、個性解放，這沒有問題；但是作為一個政權、一個國家的代表，公開提出道德沒有用，這就會摧垮一個時代的精神。所以在曹操死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的中國人變得寡廉鮮恥。一個時代的精神被摧垮了。所以魏晉南北朝才會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大分裂的時期，一個最黑暗的時期，而作為始作俑者，曹操難辭其咎。
三道求才令，突出反映了曹操“唯才是舉”的觀點。有趣的是，曹操不僅在政治和軍事上堅持這一觀點，甚至把“唯才是舉”貫徹到了自己的家事之中。隨著晚年的到來，曹操不得不把選拔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提上日程。按理來講，中國古代實行的是嫡長子繼承製，隻需要立長子就可以了。但是曹操作為一位父親，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在選擇接班人的問題上，他也想搞一次唯才是舉。那麼，這次接班人的選拔，都有哪些候選人呢？曹操那麼多優秀的兒子，究竟誰會笑到最後呢？請看下一講：《諸子奪嫡》。
曹操不僅選官用人堅持『唯才是舉』，而且還把這一理念貫徹到了選擇接班人的問題上。他在幾個兒子之間，挑起了一場別開生麵的比賽，讓他們競爭上位。那麼曹操在選擇接班人的時候，都考慮了哪些因素？曹操有哪幾個兒子，各自的競爭力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