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見一個農民蹲在他身邊，悶頭抽煙，就問他：“你叫什麼名字，怎麼不說話？”
別的人就說他叫二延，也有的報出大名張二延。
張二延年近五十，其實是個爽快人，要不是村幹部一再叮嚀，說總理是大官，可不能胡說八道，他早就開腔了。他說了幾句話，周恩來覺得他很真誠，散會後，周恩來走訪社員家庭，就來到張二延家。說家，也不是什麼家，而隻是公社拖拉機站旁的一間小屋，周總理的車正好停在鄰近。剛一走近，周恩來就親切地高聲叫道：“二延，二延，在家嗎？”張二延聽見是周恩來的喊聲，趕緊把身子一側，麵向牆壁，佯裝睡著，這時隔壁木匠鋪的人告訴總理，說二延在家哩。
周恩來推開屋門，走到炕前，發現張二延在睡覺，就拍了一下張二延的腿，說：“二延疲勞了？”
張二延坐起來，說：“不疲勞。”
“那你下午去開會吧，會上見。”
周恩來說完轉身走了。可到了下午開會時，還是不見張二延的影，原來張二延扛著钁頭上地裏幹活去了，周恩來就派人去叫。
當張二延走進會場時，周恩來對他說：“以後不要叫我總理，叫我老周就行。”周恩來一邊說著，一邊熱情地拉著張二延的手，叫他坐下，並叫他發言。
張二延見總理如此懇切，不好意思地說：“今天我要少說，傷風感冒了。”
“你也不傷風，也不感冒，你有了糊塗思想。”周恩來一下說到了張二延的要害。
張二延就說：“幹脆我就糊塗糊塗吧。你老叫我說，我淨說真說，公社、區裏幹部都在哩，你把他們的職撤了，對我有啥好？你管著全國的事，你走了，我還有命嗎？我說了那麼多話，哪有不說錯的嗎？說錯了，人家把我逮起來，你在北京咋知道？”
“你大膽說吧，說錯了也不逮捕你，我每年都要派人來看看你。”
張二延被打動了，呼地站起來，話一出口就很衝：“總理，你還叫我說真話？”
他這一開口，可把村幹部緊張壞了。周恩來卻很平靜：“當然是說真話啦。”
張二延根據伯延公社受災的所見所聞，大著嗓門說：“要說真話，剛才說的食堂好，全是假話。食堂好，食堂吃不飽。”
“為什麼吃不飽？”周恩來嚴肅地盯著二延的臉。
“總理，你算算，一共幾兩指標？司務長、炊事員多吃一點，他們的老婆、孩子、爹娘再多吃一點，到我們社員嘴裏才三四兩，能吃飽嗎？要是自己做，湯湯水水的總能糊飽肚子。別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幾個娃娃，我還是願意自己做。冬天還可以用餘熱取暖。”張二延一說三歎：“這兩年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
有人打了頭炮，別的人就掏開了心窩。七嘴八舌之後，有人竟抽噎起來。
也許是受了會場情緒的感染，張二延一下冒出了一句“狠話”：“總理啊，如果再這樣下去兩年，連你也會沒有吃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當然首先要顧自己，你們征購不到，當然會沒有吃的！”
在場的地委幹部沒有料到這個二延會冒出這樣大為不敬的話，氣得胸口一起一伏，對著周恩來說道：“總理你別聽他瞎咧咧，這個人是個落後分子。”
周恩來不動聲色地看了看這位幹部，仍然和氣地說：“這樣看不對。張二延說的是真理。隻有當他把我們看作是自己人時，才會說這樣的話，這是一針見血的話。”
周恩來又轉過臉去，鼓勵張二延繼續大膽說真話。周恩來是個說話算數的人。從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真的每年派人到伯延村來看望他的農民朋友張二延。在調查的時候，周恩來又去過一次張二延的家，知道他1960年死了妻子，留下四個孩子，大的13歲，小的隻有3歲。一家人擠在一個炕頭上。
周恩來就說：“你撫養不了這麼多孩子，讓我領走兩個吧？大了再讓他們回來。”
“總理，你管國家大事，不給你添麻煩了，讓我自己領著吧。”這件事過去二十多年了，張二延也七十多歲了，孩子都成家立業了，但是每當說起這件事，孩子們還埋怨這位又當爹又當娘的父親當初為何不讓總理領走自己哩。
經過幾番細致的調查，周恩來終於弄清了社員們對食堂的態度。他跟隨他來的人說：是不是找一個食堂試一試，宣布采取自願原則入食堂，不願入的可以把口糧領回去。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調查組在一個生產小隊宣布了這個決定後，誰也沒有料到，除了炊事員外，社員竟然全部退出了食堂。
這以後，周恩來又到伯延先鋒大隊第四生產隊就包產問題開了一次座談會。
會上，周恩來問社員：你們這個隊每畝包產304斤糧食能夠達到嗎？
這一問，感受了周恩來平等待人作風的社員們爭先恐後地發言：“多了，包得太多了！我們這個地方旱得厲害，夏田每畝平均產量隻有70斤左右，有的隻有40斤，還有的連種子都可能收不回來。”“夏荒這樣嚴重，全年平均畝產304斤不可能……”
周恩來轉眼看著生產隊長，問他：“為什麼要包這樣高的指標？”
生產隊長說得明白：“這是任務。公社黨委、縣裏頭要這個任務，實際上不可能。”
周恩來掐指一算，搖了搖頭，又問社員：“你們的意見呢？”
社員們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最後一致傾向於每畝包產200多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