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從出事到沉沒海底多長時間？”
“我們離船以後還不斷回頭看，大概3個小時後才消失。”
“那麼，據我所知船上有一個密封的遊艇，有發動機，可坐幾十個人。如果乘用它，你們都可以安全回到上海，為什麼不用呢？”張智魁問。
“我也不知為什麼沒用。後來看見它漂在水麵上搖蕩，繩子連著大船，日本漁船開過去，砍開繩子，把遊艇拉走了。”
張智魁心中一陣痛惜：一條嶄新的遊艇可值三四十萬元，竟白白被別人順手牽羊！
“請問沉船的原因是什麼？”張智魁問。
二副回答得不假思索：“敵人魚雷打的。”
“你聽見和看見什麼了？”
“我離船前聽見兩聲巨響，有兩股水柱衝開船艙噴得很高。”二副邊說邊比劃。
“怎樣證明是敵人魚雷打的？”
二副說：“我們下了小艇之後在海麵上呆了一段時間。再走遠一點回頭看，我看見一隻潛艇在沉船區域露出水麵，有三個美國兵樣子的人在艏樓哈哈大笑。”
張智魁分析著二副的證詞，越來越感到懷疑：有航海經驗的輪機長並未聽見巨裂聲響，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沒有震壞，人員一個個完好，沒有震傷，這一點證明：“水下攻擊”不可思議。至於沉沒時間，水雷引起爆炸可導致幾分鍾內沉沒，而不可能在海上浮漂3個小時之久。尤其是二副的答問中常常缺乏起碼的航海知識。
他單刀直入：“有觸礁可能嗎？”
二副斷然否定：“不可能，沒有礁石。”
“海圖上不是標有蘇岩礁嗎？”
“海圖規定蘇岩礁外15海裏轉向，我們的船還沒有轉向，證明離蘇岩礁尚遠。”
“一路情形怎樣？”
“一路沒見任何礁石，水深40至80米，風平浪靜，能見度高。”
張智魁一邊詢問一麵引導著：“觸礁和爆炸有不同感覺：觸礁是覺得突然拖了一下，好像拖在泥上，聲音也沉悶；爆炸呢，聲音劇烈，先是聲音，然後是震顫的感覺，這種震顫還不至於造成船體傾斜。”
“我有後麵這種感覺……”二副趕快附和“爆炸”說。
張智魁暗暗歎了一口氣。在關係到國家經濟利益、國際影響甚至有可能引起戰爭的沉船事件中，這些當事者究竟是怎樣一種心理狀態？是為了推卸責任，還是為了隱瞞什麼？
“不像是魚雷。”他的腦海裏已經有了這個初步判斷。當然，他也知道自己這種見解一旦提出，會使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這些船員到達北京之後，周恩來總理親自接見了船長和三副、三管輪以上的船員，了解情況，周恩來按他一貫的作風，問得很細。
船員們回憶說，他們聽到“通”的一聲，說好像船左舷水下，遭到敵人的“攻擊”，發生爆炸。又有人說看到黑影，“肯定是潛艇，發射魚雷後就逃走了”。船長表示懷疑：隻聽“通”的一聲，哪像魚雷爆炸，是不是觸礁？但是，多數人都認為是與敵人交上了火，而且大敵當前，忙亂一團。萬噸輪倒是不緊不慢地下沉，可船員們當時都束手無策……要知道，當時還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盛行的年代，為了這次“政治”任務，換了船長，因為原船長是解放初期參加著名的香港海員起義從海外回國的，在反右期間說了幾句過激的話，而記錄在案，在這次遠航之前把他調離了。而原在遠航船上的56名船員中，個個都像過篩子似的篩了又篩，查了又查，除本人曆史、表現、家庭出身，父親、母親、祖父、祖母，甚至連表叔、表弟、外甥、娘舅這些關係都查了。有22名船員“不符航運條件”而被調離。調進來的人有的從未跑過遠洋，好多人都本行業業務很生疏。拿二副來說吧，這是個獨當一麵的重要角色，可是新來的二副不僅沒跑過遠洋，而且已離船三四年，他業務生疏，對雷達、台卡這些重要的導航儀器都不熟悉。
周總理問二副：“那個黑影是什麼形狀？”
二副搖了搖頭，表示不清楚。
周恩來又把目光轉向船長：“你實事求是地談談你的看法。”
船長說：“我從海軍劉副參謀長那裏證實，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聽到過爆炸聲很小但威力極大的水雷或飄雷，所以我認為躍進號沉沒很可能是觸礁。”
船上的政委不同意船長的說法，他的理由是船行駛在的航線上，出事前15分鍾測定船位，距離前麵的礁岩還有9.8海裏。
周總理又問：“你們是怎麼定位的呢？”
大副支持船長的看法，他說：“當時沒有岸標，加上天氣不好，隻能根據計程儀上得到的距離，再根據電羅經定位，在航海上這隻能是概位。第二天天氣始終不好，無法進行天文定位。”大副還說，“船上的儀器設備質量不高，有些根本不適合遠洋航行的要求，這各種各樣的誤差加在一起，很可能使船偏離規定的航線。”
周恩來沒有做結論，他建議再進一步調查，此事要請海軍幫忙。
改由陶勇當指揮
一開始，海軍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責成東海艦隊與交通部門協商，迅速組織調查沉船原因的海上編隊，並指定由東海艦隊常務副司令周仁傑、第二政委段德彰負責。當時周仁傑正在北京開會，海軍周希漢副司令把他找去，將周總理的指示和海軍的決定告訴了他，要他立即去總參謀部參加楊成武副總長召集的部署調查“躍進”號沉沒原因的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