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據劉亞樓的妻子翟雲英講，在劉亞樓患了肝癌住進上海華東醫院的高幹病房後，林彪的妻子葉群，在那一段時間裏忽然成了這個病房的常客。葉群一來就談上半天，連她翟雲英都不準在場。葉群和劉亞樓談什麼，她不知道，劉亞樓不說，她也不問。她隻是覺得丈夫那段時間非常煩躁。使她更為吃驚的是，林彪竟然也一改平日怕風怕光怕見人的規矩，打破他從來不看望任何下級，更不探視任何病人的常例，親自跑到劉亞樓的病房裏來和他談話。內容仍是非常秘密的。
這個時間是1965年2月，羅瑞卿有事專程到上海向林彪彙報工作，林彪卻讓他先找劉亞樓談。羅瑞卿對這種安排頗感意外，但是正好他也想看看劉亞樓，就先去了華東醫院。在病房裏，羅瑞卿安慰劉亞樓，要安心養病，要心胸開闊。
劉亞樓對羅瑞卿說：“林總說了，現在幾個大將，論身體，論能力，我不用羅瑞卿，用誰呢？”他還要羅瑞卿對林彪不要有誤會。這些話使羅瑞卿如墜五裏霧中，他並未意識到這是林彪通過劉亞樓對他進行最後的爭取和試探，看他到底肯不肯上自己這條船。後來，羅瑞卿回想起這件事的時候曾經說：“我當時隻是想，他林彪，我羅瑞卿，都是為黨為人民工作，這些話算是從何說起呢？”
羅瑞卿把這件事看得太簡單了。
劉亞樓正在艱難地走著他人生的最後行程，心情是沉重的。他沉吟良久，又對羅瑞卿說：“我也有對不起你的地方，說了一些也許不該說的話。”羅瑞卿對此同樣沒有在意。他覺得一個垂危的病人，常常會有特別傷感的想法。他仍然囑咐他好好養病，不要去想別的。
這場令羅瑞卿摸不著頭腦的談話之後，林彪才約見了羅瑞卿。林彪問羅，同劉亞樓談得怎麼樣。羅瑞卿如實相告。林彪看出羅瑞卿根本沒懂他的意思，對羅瑞卿的表現又一次失望。但是時機遠未成熟，林彪更不能自己把這層窗戶紙捅破。林彪看到羅瑞卿情緒低落，就把話鋒一轉，用安慰的口吻說：“去年（指1964年）的軍事訓練有四好：即用心好、內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後打仗或準備打仗時，也許還要搞突擊的軍訓。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壞的東西，庸俗的東西都會出來。”羅瑞卿茫然得很，他已經隱約感覺在他和林彪之間發生了事情，但到底多大他說不清楚。人隻是覺得林總行事說話越來越怪異了。
進入1965年以後，羅瑞卿的心情變得憂鬱起來，他那張看上去本來就挺嚴肅的麵孔，變得更加冷峻了。
不動聲色的林彪在他們相見時，有時反而安慰起羅瑞卿：“你們可以放心，我林彪就是犯了錯誤，也不會連累你們，連我的妻子兒女也不會連累。”
羅瑞卿聽著這些話，茫無頭緒地琢磨著，後來說：“林總，我想，我們這些人跟主席的關係是棒打不散的。”
1965年4月上旬，羅瑞卿準備從廣州回北京參加作戰會議，當時毛澤東在武昌，他給毛澤東打電話請示，說他擬先到武昌給主席請示作戰會議的問題，然後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請示。不久，毛澤東處打來電話，說現在不要來，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開兩個星期的會，以後再分別到主席和林彪處去請示。這樣，羅瑞卿就回到了北京。
4月28日，羅瑞卿陪賀龍一起到武昌，向毛澤東彙報了作戰會議的情況。
毛澤東批準了作戰會議的方針以及軍隊取消軍銜後的服裝、領章和帽徽的方案。
5月2日，羅瑞卿到上海向林彪彙報。
一見麵，林彪就說：“要加強通氣。你過去通氣是有的，但是還不夠，要加強。這樣我才好工作，這是組織原則。我這也是唯物主義，要了解情況，才能出主意。比如今年1月你來了，2月又來了，這兩次距離太近。2月以後兩個月沒有來，距離又太長了。現在給你規定五條，你也好辦事。”林彪的五條是說，如他在北京，要幾天彙報一次工作，如他不在北京，也要幾個月彙報一次工作。林彪還告訴羅瑞卿：“我已經交代秘書，來時不用聯係，也不用打電話，隨到隨見。”
從林彪的話裏，似乎有些“又打又拉”的意思。林彪不滿意羅瑞卿對他的“疏遠”，又希望他能重新站回來。
有關彙報工作的問題，是羅瑞卿最傷腦筋的一件事。不止是林彪，就是在毛澤東處他也有過教訓。建國初期，經總參機關批準，北京的一個警衛部隊改為公安師。毛澤東看了這個批準的文件在上麵寫道：什麼人批準這個師改為公安部隊的？為什麼我不知道？因為這件事，當時總參負責人和羅瑞卿都作了檢討。1950年9月，李克農對羅瑞卿說：“主席在跟我談話時說了一些話，意思是公安部不向主席寫報告，主席很生氣。”羅瑞卿立即去見毛澤東，說自己寫了報告。毛澤東說，寫了，拿收條來看。你們的黨性比某某部差，比某某委差。他們某某部、某某委買茶葉的事我都知道，你們公安部的事我不知道。羅瑞卿有些緊張，趕快說明報告的確是寫了，隻是沒有直接送達主席這裏。以後周恩來知道了，就向毛澤東報告說，公安部的一些文件是在他那裏壓了，沒能及時送達主席，替羅瑞卿分擔了責任。後來毛澤東又對羅瑞卿說過：“報告要直接送給我，不直接送我不行。要知道，我們這裏是有倉庫的。”毛澤東對此事看得很重，提到了黨性的原則上。他說：“公安工作必須置於各級黨委的絕對領導之下，否則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