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除了毛澤東，林彪說話是管用的，他的話是“次高指示”，不論理解不理解都要執行，而不能違抗的，違抗者會被當作“反革命”的。有了林彪指示，邱會作從被批鬥對象解脫出來，馬上又成為批鬥別人的急先鋒。
這個最大的受害者當屬傅連賞。
熟悉中共黨史的人，沒有不知道傅連賞的。他原是福建長汀一所英國人開辦的福音醫院的院長。南昌起義之後，有許多共產黨的官兵受傷住進他的醫院，比如陳賡、徐特立等人，他用自己高超的醫術為許多人起死回生，紅軍傷員們的信念和意誌也深深地打動著他，後來他也隨紅軍參加了長征，成了一名衛生戰線的領導人。這個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保健工作做出傑出貢獻，被美國著名新聞記者斯諾夫人威爾斯女士在《續西行漫記》中稱為中國第一紅軍醫生，首任中央紅色醫院院長的傅連賞，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軍銜高至中將。就是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入獄15天，便慘死在自己的專政機關裏。
傅連賞為何遭到如此待遇，受到這般非人的折磨和摧殘？
事情仍跟林彪有關。1950年6月，朝鮮戰爭開始之初，中共中央決定派誌願軍入朝作戰，毛澤東點將林彪，這主要是因為他原來領導四野曾經戰鬥在東北三省，對朝鮮方麵情況比較熟悉。但入城後的林彪已經不像戰爭年代那樣勇於出兵，而是患得患失，他腦子裏有自己的小算盤，同美國人打仗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一旦閃失，關係著自己的聲譽、地位、麵子。所以中央再三敦促，他都以有病拒絕到任。他說自己怕風、怕光、怕水、怕聲音，一見風就感冒，一見水就拉稀，並說自己的窗戶要用三道窗簾。特別是見到傅連賞，他總要誇張地說：我的身體不行了，傅部長，你要想法救我呀！
為此，毛澤東主席指示長期擔任中央領導保健醫生、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傅連賞組織有關專家對林彪的身體作全麵細致的檢查。1953年，傅連賞組織了來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醫療專家給林彪會診，蕭華作為黨中央的代表也參加了會診小組。
會診前，林彪讓葉群出麵，找到傅連賞，暗示他給林彪開其有病的證明。
對一個講究醫德、恪盡職守、為人正直的醫生來說，開假證明是極不道德的事，傅連賞自然也做不出來。雖然葉群再三勸說，他還是拒絕了。傅連賞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在聯合會診後，先同葉群見了麵，並將林彪的身體狀況向她作了說明，要她多注意照顧林彪，林彪身體沒有什麼大病，隻要多注意戶外活動、多鍛煉身體，“見風感冒”僅僅是心理和精神作用，平時要多吃蔬菜，活血通氣，有利腸蠕動，這樣就不會一周才大便一次了，致使大便幹結。傅連賞還很關心地叮囑林彪不要吸毒（可能是治病過程中產生的對某些麻醉興奮劑的依賴），一定要戒掉吃嗎啡的惡習，想治病，靠吸毒是萬萬使不得的。事後，傅連賞委婉地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診情況。其實，林彪靠吸煙來治病的毛病，毛澤東早有耳聞，曾特地抄錄曹操的名詩《龜雖壽》給林彪，以示勸告。對此林彪一直耿耿於懷，記恨在心，揚言“君子報仇十所不晚”，時刻在找機會除掉傅連賞。7年後的1960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期間，曾想把時任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的傅連賞趕回老家福建長汀“休養”，並在級別、待遇上壓低他，但一直找不到借口，未能得手。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機會來了，因為傅連賞的頂頭上司、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完全聽命於林彪。
1966年8月下旬，林彪指示邱會作，對傅連賞“要往死裏整”。邱會作領會後，不敢怠慢，在總後勤部黨委會議上叫囂：“傅連賞是個大毒蛇，他放過毒。”邱會作說，林彪1951年生病時，傅連賞說林彪貪圖安逸，有病說沒有病，向毛主席打小報告，對中央不老實，因而是反對毛主席的，提出要“火燒傅連賞”，“由衛生部組織一定要燒透，衛生部不燒傅連賞就是沒有黨性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抄家、遊鬥、毒打，接踵而來，多天的折磨，使72歲高齡的傅連賞被整得連路都走不動了。這個由一個基督徒轉變為共產黨員的老醫生堅信自己沒有幹過對黨對人民對毛主席不利的實情，他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什麼原因使災難驀然降臨到自己頭上。最後在重病中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的處境。信中有一段話說：“我跟隨你幾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
幾十年來我有什麼錯誤，從來沒有人跟我談過，現在突如其來地說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實在弄不清楚。就算我樣樣事都做錯了，那麼1934年你在雩都病危時，我挽救了你的生命，總是對的吧，希望你現在也能救我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