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委書記程世清聽說林彪即將前來，親自去井岡山坐鎮指揮著食宿準備工作，同時從省革委會抽調了5台小汽車到樟樹機場待命。但江西的車再好，林彪、葉群也覺得不配他們乘坐。還是用大型的安—12運輸機將他們在北京乘坐的兩輛高級轎車運來了。
北京來電話，讓張雲生到吉安去，說林彪他們要在吉安機場過夜。從吉安到樟樹有150多公裏，汽車要行駛三個多小時。張雲生趕到吉安，督促落實各項準備工作。幾天來，現場的工作人員一邊在抓緊進行內部布置，一邊在堅持用冰塊繼續降溫，一個個汗流浹背，又熱又累。樸實的人們聽說“首長”真的要在這裏過夜，不辭辛苦，把一切都看成“覺悟”的表現。
午夜過後，張雲生接到郭連凱的電話：“首長、主任就要動身了，預計下午6點左右到達樟樹。今晚過夜的地點就在樟樹！”
“不是說在吉安過夜嗎？”張雲生著急起來。
“又改了！”
張雲生顧不得多想，搭上一架正準備飛往樟樹的飛機，一下飛機就找胡萍幫忙。趕在林彪到達之前，降溫的降溫，備車的備車，整個樟樹機場都在為這一件事忙碌。
下午6點多鍾，兩架“子爵號”和一架伊爾—18飛機先後飛抵樟樹機場。
林彪、葉群、吳法憲、林立果、林立衡以及林辦隨行人員共百餘號人，陸續走下飛機。機場隻有一輛好些的汽車給林彪、葉群乘坐，其他人都隻能坐臨時調來的一些破舊汽車：有40年代的美式吉普、中吉普及大“解放”……這些人第二天又乘飛機到吉安，然後轉乘汽車去井岡山。林彪坐回了他的大“吉斯”車，葉群也鑽進了她的小“奔馳”。一長串車隊，即使在北京的喧鬧馬路也十分引人注目，在井岡山彎彎曲曲的公路上就更顯眼了。所到之處都動靜不小。而好出風頭的葉群還嫌不夠，車隊一出吉安機場，她的車就“失蹤”了，把隨行的警衛人員嚇了一跳。查找時才發現，她是坐著高級轎車到吉安市內去兜風，享受一下眾人注視的目光……
到了井岡山，又是一片忙亂。本來程世清安排山上最好的兩幢小樓讓林彪和葉群住，但他們得知後不同意，偏偏要住在三層樓的井岡山賓館裏。1999年夏季，筆者為尋看當年林彪的行蹤，也住上這所賓館，體驗了一回。如今看來，它顯得十分普通，但位置較好，正對著井岡山市的街心花園。林彪要住，賓館內的一切客人隻得搬出。羅孝禮在一、二樓分別為林彪、葉群布置了住處。但林彪到山上一看，又不同意這種安排。他非要和葉群來個大掉個：他住到二樓的會議室而讓葉群搬到一樓。這一折騰，工作人員又是鋪地毯，又是堵窗掛簾，又是調節溫度，又要保持空氣新鮮，直到林彪、葉群滿意才算數。
而林彪、葉群自己則集中精力“抓大事”。
身處高層的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在“九大”前夕開始形成的兩個新的營壘，已經陣線分明了。這營壘的一邊是以毛家灣為中心，“團結”在副統帥身邊的軍人，以及他們盤踞的某些軍事單位；另一營壘是以釣魚台為中心，集合在“最高夫人”和“偉大旗手”之下的文人集團，以及他們控製的上海地區。其中的陳伯達則是“暗渡陳倉”的人物。他們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但隨著“權力再分配”上的利害衝突，他們之間的互相傾軋已經大於狼狽為奸了，時時處處勾心鬥角。“九大”的召開，也標誌著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從同盟關係轉化為敵對關係。“九大”一開，實際由江青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除擔任政治局委員外，在中央政府和軍隊中沒有任何職務，此時兩個集團的暗中較量，林彪很明顯地占據上風。
但是，當時還有一個原則或限度，那就是隻能在毛澤東默許的程度下經營自己的家私，越過了這個限度，不管是毛家灣還是釣魚台，都同樣會遭致滅頂之災。在這一點上，釣魚台從過去兩三年的幾次挫折中多少吸取了一點教訓，或者說由於江青在毛澤東那裏時常不討好的關係，釣魚台相對學得乖一些了。
而毛家灣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一帆風順，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標誌著以“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為骨架的林家王朝鼎盛時期的到來。林彪作為接班人又寫進了黨章，他們已經無所顧忌了，希望從毛澤東那裏得到更多的權力。在即將召開的四屆人大，林彪想坐上劉少奇被打倒後一直空缺的共和國主席的位置。也許有人難以理解：林彪既然是已經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完全可以接過毛澤東之後的所有權力，對於一個共和國主席的位置為何如此迫不及待？原來，在這些野心家看來，“接班人”隻是一種未來的象征，是否能到手還很難講，在沒有接班之前，那還是一紙空文。而最令他們撓頭的是：憑林彪的身體能否熬到毛澤東百年之後太難預料了。葉群就跟吳法憲說過，林彪的身體和毛澤東相比差得遠，拖不過毛澤東。甚至林彪自己也說：“我這個接班人是不保險的，不可靠的，現在是沒有人。劉少奇不也當過接班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