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茲伯裏在他的書中描繪了眾多的革命領袖和將領，而讓他特別鍾情且傾注了較多筆墨的就是“矮個子的東方巨人”，或曰“打不倒的小個子”鄧小平。
毛遠新回到主席身邊，把鄧小平的不認賬添油加醋地說了一遍，毛澤東大為不快。
小平出山
1984年3月，一位外國老人在夫人的陪同下，沿著當年紅軍走過的長征路線走了一遭，盡管已經不像當年步行或騎馬那樣艱苦，而是乘坐吉普車或小客車，但他們依然體驗了其中的困苦和艱難。一年之後，這位老人寫出了一本讓中國人再次激動的書：《長征》。這位老人是個美國老記者，他的名字叫索爾茲伯裏，因為這本書，他的名字為中國人所知。他的結論是：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索爾茲伯裏在他的書中描繪了眾多的革命領袖和將領，而讓他特別鍾情且傾注了較多筆墨的就是體現上述精神的“矮個子的東方巨人”，或曰“打不倒的小個子”鄧小平。
索爾茲伯裏在全書的最後一章描寫道：
贛北新建縣一處從未啟用過的軍校校長住宅的小院裏，每逢夕陽西下，梧桐樹開始投下長影時，鄧小平就走出紅磚瓦房，開始散步。他微低著頭，邁著輕快的步子，在院子裏一圈又一圈地走著，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腳步在紅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他的女兒毛毛從窗口看著他散步。鄧小平當時正被流放，時刻都在看守者的監視之下，她也受到同樣的監視。
她後來說：“看著他那堅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誌一定更明確、更堅定了，他為今後的戰鬥做好準備。”
鄧小平，作為老一代的革命家，是如何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跌落下來的呢？
“文革”初期，鄧小平被打成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撤銷了一切領導職務，並被剝奪了自由。1969年10月20日，鄧小平與夫人卓琳和繼母夏伯根被“疏散”到江西，不久又被送到新建縣，住在新建縣望城崗原步兵學校校長的一座兩層紅磚小樓裏，並被警衛嚴密看守著，平時不得隨便外出，不得與外人接觸。
不久，在鄧小平夫婦的一再申請下，他們被安排到新建縣拖拉機製造廠參加勞動。他們每天上午勞動半天，鄧小平做鉗工，卓琳做拆洗線圈的工作。盡管每天上下班都由人持槍押送，在工廠也被命令不許亂說亂動，而且剛開始工人們也鄧小平和卓琳1939年攝於太行山根據地。是年他們在延安結婚。
對這個“大走資派”存有疑慮，但對他們來說，畢竟是在長期與世隔絕之後得到的與外界、與社會、與群眾接觸的機會。共同的勞動生活，使工人們不但消除了對這個“大走資派”的心理距離，而且與鄧小平夫婦建立起了親密的友情，經常在工作、生活上幫助鄧小平夫婦。
多年的國家領導人的生活，使鄧小平養成了每天必看報、看文件的習慣，即使被“打倒”了，思想上那份關心國家命運的情結是無法割舍的。
文件是看不到了，但報紙總可以找到。勞動之餘，讀書看報便是鄧小平每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離開北京前，經過批準，鄧小平帶來了他的幾乎全部的藏書。過去因為工作忙，沒有機會集中讀書的時間現在被找了回來。他每天讀書到深夜，不但讀了大量馬列著作，還讀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其他許多書籍。有時放下書，他就聯想起現實中的種種問題，從中獲益不淺。
在江西，勞動和讀書使鄧小平生活十分充實。同時鄧小平也能夠接觸下層群眾，了解當時基層的社會狀況及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感。深夜，他常常為“文革”所造成的損害和國家的命運擔憂。雖然身處逆境，鄧小平仍十分樂觀、豁達，他相信目前的曲折隻是暫時的，真理最終必將戰勝謬誤。他堅持鍛煉身體，並隨時準備重返戰鬥崗位。
1971年林彪事件後，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對陳伯達、林彪事件的處理，談到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在信的最後，他寫道：
“我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了，我覺得通過讀書，收益很大。
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68歲了，但還可以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做一些工作……”
1972年8月4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給了毛澤東。這年秋天，被趕到江西東鄉紅星墾殖場的王震回到北京。他利用向毛澤東彙報工作的機會，詳細介紹了鄧小平在江西勞動的情況，竭力建議毛澤東盡快起用鄧小平。毛澤東看了信，又聽了王震的彙報，迅速作了重要批示，批示中說：
“（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沒有曆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毛澤東肯定了鄧小平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