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以後的一年多，從反映各地情況的材料和彙報中，他進一步感到了中國這艘航船已經擱淺了，再不往時代的潮流裏推一推，恐怕就要陷進淤泥裏，越陷越深了。人們往常看到的那個樂觀開朗自信的鄧小平似乎也變了。無論在辦公室，還是在家裏，他的眉頭常常緊鎖著，手中的香煙一支接一支抽個不停。笑容總在他的麵頰上稍顯即逝。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他不能不憂慮。1975年是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這一年如不能扭轉國內局勢，不僅勢必影響五年計劃的完成，而且還會給實現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的在20世紀內完成四個現代化的宏圖帶來隱患。國家已到了不整頓就無法正常運轉的地步。經過一年來的思考，他決定大刀闊斧地進行全麵整頓。在他的腦海裏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意見，這些意見的核心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而辦法就是整頓，各行各業包括軍隊都要整頓，要解決領導班子的“軟”、“散”、“懶”。
首先抓的是鐵路。
接著解放大量老幹部。
這與“四人幫”那一套正好對著。於是他們就打出反對經驗主義的旗幟，把“老幹部”作為主要的攻擊目標。
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說：“解放後，隻批了教條主義，對經驗主義沒有注意批過。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
3月21日，姚文元在《人民日報》的社論中說：“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助手。”
對於類似情況，江青總要拔高一籌，她在4月4日給北京新華印刷廠的電話中說：“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
這種時候，鄧小平不能置之不理。不說話就會被人理解成默認。他在4月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就江青等人所說的“經驗主義”問題，以請教方式征求毛澤東的意見，並談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於4月23日在新華社呈送的經姚文元審閱修改的《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求報告》上批示：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毛澤東要求將“此問題請政治局一議”。
4月27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江青等人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公開進行了抵製。
5月3日，在外地休養了10個月後剛剛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周恩來抱病出席。會議開始前，周恩來握著毛澤東的手說：
“快一年沒見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
毛澤東關切地問：“怎麼樣？還好嗎？”
周恩來回答：“開了三刀，消化還可以，前天向主席報告了。”
毛澤東隨後與葉劍英、鄧小平、陳錫聯、江青、王洪文、張春橋等在京政治局委員一一握手。接下來，毛澤東開始了他那段著名的批“四人幫”的談話。
像往常一樣，這次會議仍是由毛澤東漫談，其他人認真聆聽。毛澤東主要強調“三要三不要”原則，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嚴厲批評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幫”的問題：
“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曆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
他轉向江青，麵色慍怒：“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江青低下頭。毛澤東繼續說：“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不要以我的名義。”
毛澤東再次重申“三要三不要”。他最後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其他的事你們去議，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一次會議解決不了。我的意見，我的看法，有的同誌不信這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講過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
毛澤東決定，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政治局會議，對江青等人進行批評。
5月27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一開始，鄧小平就針對江青等人搞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反經驗主義”三件事，提出質問和批評。
鄧小平說：“你們批周總理，批葉帥，無限上綱，提到對馬列的背叛，當麵點了那麼多人的名，來勢相當猛。別的事不那麼雷厲風行，這件事就那麼雷厲風行？”
江青麵對鄧小平的質問，哪裏肯服，馬上反駁說這是圍攻她，搞“突然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