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決定宣布後，他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於隨時照料他，他也不放心她一個人留在北京。可是，當時康克清的一切行動得聽從全國婦聯軍代表的指揮，沒有他們的允許，她是不能隨意行動的。康克清向朱德講了為難之處，他無奈地說：“那隻好打電話給恩來，讓恩來去跟他們說了。”朱老總的這個要求得到周總理的支持，在他的幹預交涉下，康克清總算和朱老總一起到了廣東從化。
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同參加中共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談話，朱老總也去參加了。回來時他興奮地告訴康克清，毛主席對他說：“老總啊！你好嗎？你是紅司令啊！人家講你是黑司令，我總是批評他們，我說你是紅司令……”說的時候，朱老總心情激動，眼圈都有點紅了。
沒有多久，1974年元月，康克清參加了江青他們在首都體育館召開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江青在會上耀武揚威地點郭沫若的名，矛頭指向周總理。康克清把所見所聞、所擔憂的事都如實向朱老總談了。康克清的一個突出印象是：江青的手已經伸向軍隊。朱老總聽後，沉思片刻，然後寬慰她說：“你不要害怕，軍隊盡管出了幾個敗類，但絕大多數是好的。地方的大多數也是好的，群眾也是好的。你想想，群眾能同意受二茬罪嗎？你到農村去問問農民，地主回來他們讚成不讚成？你到工廠去問問工人，資本家回來，他們讚成不讚成？你再去問問知識分子，當亡國奴，他們讚成不讚成？他們一定都不會讚成！”
康克清聽後如釋重負。
周恩來向外界說明：朱德是紅司令
朱德和周恩來是一對感情最深的革命老戰友。自從他們1922年在德國柏林相識，一見如故，幾十年來，生死攸關，休戚與共。他們彼此互相尊重，互相鼓勵，共同擔當著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
給人印象最深的要數那條毛毯了。
西安事變後，周恩來要去西安與國民黨談判。當時周恩來經常冒著嚴寒往返於延安與西安之間。一次，他從朱德那裏出發，沒有帶行李，朱德就把自己身邊唯一的一條毛毯送給周恩來帶去禦寒。1937年5月，周恩來在從延安到南京途中，遭到土匪的伏擊。在萬分危急的情況下，周恩來親自指揮警衛人員英勇作戰，機智地擺脫了敵人。當我援軍聞訊趕來時，那幫匪徒在車上沒有找到任何“財寶”，氣急敗壞地在這條毛毯上用刺刀戳了好幾個窟窿，然後逃竄了。抗日戰爭爆發，在朱德即將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線時，周恩來想到那裏天氣寒冷，又把這條飽含革命情誼的毛毯回贈給了朱德總司令。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鄉家裏。
因為老百姓太愛自己的總司令，總想把火炕燒得更熱些，結果這條毛毯又被烤焦了一個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丟掉它，讓康克清一針一針把燒破的地方給補綴起來，繼續帶在身邊使用。朱德帶著它經過了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一直保存到全國解放，最後獻給了軍事博物館。
在艱苦的戰爭年代，他們的情誼更加深厚。周恩來每次外出回到延安，總要詢問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夥食搞得怎樣？如有人送點什麼吃的給周恩來，他總要工作人員先送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一些，自己才肯吃。有一次，工作人員給周恩來領了一點水果，周恩來馬上問：主席和朱老總有沒有？中央其他領導同誌有沒有？當他聽到回答說：“我們送去的比這還多呢！”他才滿意地吃了。
新中國成立以後，周恩來總理更忙了，成年很少有休息的機會。但隻要有休息的時候，朱德總要和他聚一聚。朱總司令要看電影時，就惦著去約周總理，好讓他也休息休息。
到林彪爆炸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已經成了一種時髦。隻要不是毛澤東、林彪領導的事情都會受到懷疑，南昌起義自然不可免。於是有了要以“9月9日為建軍節”的呼籲；有了外國使節到了南昌也不安排參觀八一起義紀念館的先例，理由是“紀念館正在整修。”古巴駐華代辦加西亞便受到了這樣的禮遇。更令他吃驚的是，在井岡山，他被告知：1928年，是林彪率領部分南昌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離開江西前夕，加西亞坦率地提出：講解同誌不提南昌起義和朱德上井岡山這兩段曆史，不提對中國人來講可能容易理解，但外國人不容易理解，對曆史事實不要不提，應該提……其實稍有點曆史知識的中國人也不好理解；瘋狂的代價是無知。
接到外事簡報的周恩來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
1971年4月23日晚，加西亞離任回國前夕，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並在福建廳門口歡迎他，同他合影。此時的周恩來已察覺毛澤東對林彪的“討嫌”，所以與加西亞談話一開始，就說明：“你提出，應該把南昌起義後朱德同誌帶領隊伍上井岡山和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會合這段曆史展覽出來。這個意見完全正確。這也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我把你的意見告訴了毛澤東同誌，他說你的意見是對的，並且要我們告訴展覽館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