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總體把握這類事情上，一向是教育為主，不主張打擊麵過寬；能不殺盡量不殺。在他與周恩來及劉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議論時，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對那些所謂“手上不幹淨”的，還應區別輕重大小，經過深入調查核實，實事求是地分別對待，以免整錯、殺錯。但是，像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大貪汙犯，則不論他們有多大功勞，都是不可饒恕的。周恩來讚成槍斃劉、張二犯。
毛澤東不但讚成，而且決心不可動搖：“對於這樣的叛徒和蛀蟲，有多少就必須清除多少。清除了他們，不是黨的損失，而是黨的勝利，不是降低了黨的威信，而是提高了黨的威信。”但是在執行前，他仍不放心，又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
1952年12月下旬，黨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屬部門對劉、張二犯量刑的意見。當時地委在家的8位委員一致同意處以死刑。552名黨員幹部的意見是：
對劉青山，同意判處死刑的有535人，同意判處死緩的有8人，同意判處無期徒刑的有3人，同意判處有期徒刑的6人；對張子善，同意判處死刑的有536人，同意判處死緩的有7人，同意判處無期徒刑的有3人，同意判處有期徒刑的有6人。絕大多數人同意判處死刑。毛澤東與周恩來商量後，根據這些材料，又請民主人士發表意見，做出決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對大貪汙犯劉青山、張子善處以死刑，立即執行，並沒收本人全部財產。
在天津，有人找過市委書記黃敬。黃敬想找毛澤東說情。因為，劉、張解放前曾在他手下工作過，是看著他們成長起來的，他知道劉、張錯誤嚴重，罪有應得，應當判重刑。但他們都曾被國民黨政府抓進監牢，都寧死不屈，在戰爭年代也曾出生入死，在幹部中也有很大影響，是否能給他們一個改造自新的機會，不要槍斃。當年，劉青山36歲，張子善38歲，都還年輕。
黃敬是浙江人，領導過北平的一二·九運動，擔任過地下黨北平市委書記和晉察冀的黨委副書記，是黨內有名望的人物，周恩來自然十分熟悉。他聽到黃敬要來北京說情的風聲，將此事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了解黃敬，不僅因為黃敬現在是天津市委書記，也知道黃敬在青島大學與江青同過學，是江青的入黨介紹人。不過那時候，黃敬不叫黃敬，叫俞啟威；江青也不叫江青，叫李雲鶴，都是進步青年。毛澤東不希望黃敬因為劉、張之事再找江青，或找他。他明確告訴周恩來：“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
隻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
一天，毛澤東又收到一封為劉、張求情的信，他把信交給葉子龍，要他轉交有關負責人。毛澤東問葉子龍：“還記得黃克功嗎？”
葉子龍說記得。那是抗戰初期，延安發生的十分轟動的一件事。毛澤東親自批準處決了因戀愛不成報複殺人的黃克功。
毛澤東接著說：“劉青山、張子善同黃克功一樣的，他們都是個人主義惡性膨脹，做資產階級的俘虜，不想為人民服務，而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欺壓人民。這樣的人不除，我們就不是共產黨了！”
有了這番話，黃敬不便再找毛澤東。
但經周恩來之手，中央的一紙電文到達河北省委，要求他們妥善安排二犯後事。省委決定了幾條措施，交代與行刑人員及善後單位執行：一、子彈不打腦袋，打後心；二、斂屍安葬，棺木由公費購置；三、二犯之親屬不按反革命家屬對待；四、二犯之子女由國家撫養成人。
宣判大會是在保定體育場進行的；而後押赴東關大校場執行槍決。兩聲槍響，驚起曠野一叢叢寒鴉。也可以說，這兩聲槍響，穿越了40年的空間，至今仍在人們的記憶中回蕩。人們說：殺了兩個人，管了幾十年，值！
槍響之後，人民在深思，毛澤東和周恩來也在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