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高崗和饒漱石的印象不壞，認為他們進京可以加強中央的領導力量。
奉調入京的高、饒對人說：“這是調虎離山。”
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
饒漱石攪得毛澤東緊張起來
高崗、饒漱石，兩個本不十分相及的名字，卻因他們的一次陰謀活動，被曆史鎖在了一起。
高崗，1927年參與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1936年至1945年曆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兼陝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員、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等職。黨的七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在東北工作，繼林彪之後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並任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政委等職務，可以說是東北的頭一號人物。熟悉他的人因其臉上有淺白麻點，身材高大，常呼他“高大麻子”，但一般人見其濃眉高鼻，梳著大背頭，戴副近視眼鏡，一口抑揚頓挫的陝北腔，很有些威風，都尊稱他“高主席”。全國解放後，他又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仍在東北，主管東北的工作。
饒漱石是1925年的老黨員，大革命失敗後曾去英、法、蘇留學，回國後任北滿共青團省委書記，代理中共東北地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抗日戰爭時期，曾先後擔任東南局副書記、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等職。全國解放後，任華東局第一書記、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央委員。可以說是“華東一隻鼎”，是江南一帶的顯赫人物。
從他們的履曆來看，並無長期共事的基礎，解放後擔任領導的位置，也是一個東北，一個華東，碰麵的機會也不多。是什麼事情使兩個人的命運連在了一起？最令人不解的是，饒漱石本該對劉少奇很熟悉，皖南事變後，是劉少奇受黨的委托，幫助重建新四軍軍部，這期間，饒與劉有著密切的工作關係；而在抗美援朝期間，周恩來與高崗打交道也不少，彼此間並無遠恨近仇，可為何高、饒二人要結成聯盟打倒劉少奇與周恩來呢？
事情隻能從高、饒二人調進北京後說起。
為了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在1952年7月以後，中央決定將各中央局和大區的一些主要負責人調進北京。於是，鄧小平、高崗、饒漱石、鄧子恢和習仲勳，陸續從西南局、東北局、華東局、中南局和西北局來京擔任了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職務。高崗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擔任中央組織部長。應當說，當時中央對高、饒是器重的，特別是高崗，他擔任的國家計委亦有“經濟內閣”之稱。對於這五位進京的領導人，一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一馬”自然是指高崗。
可是權欲極強的高、饒二人對這種安排並不滿足。特別是高崗，對其職位處在劉少奇、周恩來之下，一直耿耿於懷。
高、饒從並不熟悉，到一拍即合，沆瀣一氣，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他倆不管在何處任職都有獨霸一方、鬧獨立性的毛病。
高崗調入東北工作期間，經常以忽“左”忽右的機會主義，不顧中央製定的方針路線，搞自己的一套。對毛澤東身邊的幾大書記並不放在眼裏。隻要聽到劉少奇、周恩來或是任弼時等人出了一點什麼差錯，幾天裏他都會掛在嘴上，置黨的紀律於不顧，逢人便說，以此為快。一邊貶別人，一邊吹自己。他甚至背著中央向個別外國領導人談論黨內問題，把黨內機密擴散到國外。拉山頭，搞宗派，以我劃線，是他的拿手好戲。他明令禁止任何人向中央“揭東北的短”，要把整個東北搞成“高崗王國”。
饒漱石從1943年到1953年在華東工作的10年間，他在黨內曾多次施展陰謀手段，進行個人奪權。特別是1943年，他為了奪取新四軍的領導權，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策動對新四軍代軍長陳毅進行批判鬥爭，製造了驚動黨中央的“黃花塘事件”。弄得一個生性活躍的陳毅獨居鬥室，鬼都不上門。陳毅忍無可忍，對著饒漱石的汙蔑，警告說：“你這次向我發難，是你權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發。常言道，小癔大癡，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
後來毛澤東為陳毅撐了腰，中央決定“饒為書記及政委，陳為軍長及副書記”
了結此事。但當時陳毅對饒漱石說的那幾句話，倒是不幸言中。1949年，饒漱石獨攬華東大權，華東也成了他的獨立王國。
饒漱石是1952年2月由毛澤東批準來北京養病的。一進北京，他就稱病在家。那段時間，毛澤東在萬壽路的新六所暫住。據王鶴濱在回憶毛澤東的書（《紫雲軒主人》）中所述，有一天，毛主席起床後，正好保健醫生王鶴濱在身旁，忙著給他做些常規檢查。正要離開時，毛澤東喊住王醫生：
“王醫生，你代表我去看看饒漱石同誌，他剛從華東來北京，身體不太好，看看他需要什麼治療，幫助他安排一下。”
王鶴濱答應後，叫了車，從毛澤東住處開出去。
饒漱石進京後，被臨時安排在頤和園內靠北側的一所院子住下來。這個院落建築在人造山上，獨門獨戶，麵積不大，有北房和東廂房。但院內滿是花草樹木，一派田園景色，幽靜別致。門徑直通昆明湖，確是調養生息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