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也談到，高崗在當時東北鐵路係統的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麵前造謠中傷說，中國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科瓦廖夫隨即寫信告訴了斯大林。於是高崗到處散布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也不重視周恩來，最賞識的是他高崗。
所以，1960年7月，周恩來曾講過：“斯大林總是用那種傳統的做法，特別賞識高崗，不是把我們黨的領導看成一個整體來做工作，而是把高崗特殊化。”
據葉子龍回憶，毛澤東在1953年3月去蘇聯駐華大使館吊唁斯大林，在返回的路上，車子行至長安街府右街口時，毛澤東突然說他不想再任國家主席了，想盡早從這個位子上退下來。這個話後來也傳到高崗耳朵裏，加上中央可能還有人事變動，這更助長了他的野心。
高崗鬧騰得周恩來無法做會議總結
1953年6月至8月，中央召開全國財政經濟工作會議。會議重點是批判修正新稅製工作中的問題。新稅製出台是比較草率了些，為了趕在1953年元旦前公布，沒有來得及征求地方財政、稅務部門的意見，也沒有同地方黨政領導打招呼，甚至到新稅製公布，都沒有向主席彙報，聽取指導，所以才使毛澤東“看報始知”，並很生氣地批評了薄一波和財政部副部長戎子和。高崗抓住這個機會，借題發揮，製造緊張空氣，把矛頭指向了劉少奇和周恩來。他硬說財政工作中的錯誤是路線錯誤，財政部是獨立王國“有財無政”，財政部長薄一波是“財霸”，斷章取義地引用劉少奇曾經講過的一些話，進行攻擊和煽動，指桑罵槐，影射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和周恩來。
在會外，高崗更是活躍異常，到處散布流言蜚語，指名道姓攻擊劉少奇、周恩來。他把劉少奇1945年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講話，1947年同安子文等人的講話，1951年對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組織提高一步》的批語，都抄成檔案，作為炮彈，攻擊劉少奇犯有對資產階級、富農投降的原則性錯誤。他製造謠言，說中央有宗派，誣蔑劉少奇有“圈圈”，周恩來有“攤攤”。並把薄一波、安子文劃入劉少奇的所謂“圈圈”內。
周恩來的確寬宏大量。他並不理會高崗散布的種種流言，在會議內外繼續做他認為必須做的工作。
晚上11點，他將在北京的劉海粟約到中南海，談起美術界的團結問題。當時社會上有些傳聞，說劉海粟與徐悲鴻如何如何“水火不容”。周恩來規勸劉海粟不要聽信那些不負責任的傳言：“劉老，你和悲鴻都是從反封建鬥爭中過來的，為美術事業冒過風險，過去也有較深的友誼。”
“是啊，”劉海粟飲著茶，仰臉回想著，“他怎麼現在脾氣變得這樣大……”
周恩來隔著茶幾，坐在另一邊，誠懇地說：“悲鴻近年來患病，住院很久，感情容易衝動，你要諒解他。”
劉海粟是個開通的人，一經點撥，他十分動情：“總理，你放心，悲鴻的性格與性情，我是了解的。今後，隻要我們彼此多體諒，謠傳就會不攻自破。”
周恩來很高興：“你們兩位團結一致，我們美術教育工作就好辦多了，人才也會不斷培養出來。”
淩晨1點多，周恩來送走了劉海粟，回屋後又接著批閱文件。
他多麼希望高崗與他，也能像劉、徐一樣化解“誤會”嗬。
他依然誠心誠意，尊敬地對待高崗。6月23日，他看到高崗《關於編製五年計劃幾個問題的意見》的修改稿，馬上給毛澤東寫信，並轉高崗。他在信中既肯定了報告稿的長處，又誠懇地指出不足，特別是對過渡時期的基本任務的闡述，周恩來認為，孤立地提“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不如原稿中“在今後一個長時期內，黨的基本任務就是：穩步地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有步驟地促進農業的集體化，使我們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同時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不斷地擴大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實現我國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提法更完整準確。他在信中寫道：“我這樣的看法和改法，不知是否妥當，請主席和高崗同誌予以酌定。如果可用的話，報告稿十八頁末段第一句也須修改，並且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從革命勝利後開始的，不是今年開始的。還有，第八頁第一行，在‘水力電站和造船工業等建設’句，應改為‘水力資源、電氣化和造船工業等建設’，以免誤會為‘水力電站’。”
然而，高、饒並不領情，高無“高風”，饒不“饒人”，繼續在陰謀的斜坡上滑行。
本來主持財經會議的是周恩來，讓高崗和饒漱石在下麵一攪和，氣氛變得不正常起來。當他講話時，下麵有人不是交頭接耳，就是發出哄聲。到會議總結的那天，周恩來拿著講稿，剛要走上台發言，從坐席裏就發出亂七八糟的聲音。他開始沒有理會，徑直往台上走，起哄的聲音反而大了起來。周恩來說：“你們這樣，我沒有辦法做結論。”
“沒有辦法做就不要勉強嘛。”高崗不軟不硬，“財政經濟都搞成這個樣子，難道還總結經驗不成？”
並不怎麼好笑的話，被捧場的饒漱石和另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挑得亂笑一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