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賓認為，社會性別是社會強加的兩性區分。男人和女人當然是不同的，但他（她）們並不像晝夜、天地、陰陽、生死那麼不同。事實上，從自然角度看，男女相互間的接近程度遠勝於他（她）們同其他任何東西的距離，譬如山脈、袋鼠或椰子樹。排他的社會性別認同遠非自然差異的一種表現，而是對自然相似之處的壓製。對男人，它要求壓抑那部分當時當地認為“女性化”的特點；對女人，它要求壓抑那部分當地界定為“男性化”的特點。兩性的區分的後果是壓抑那些實際上每個人——包括男人女人——都有的性格特點。在交換關係中壓迫女人的製度，因其堅持一種僵化的人格區分而同樣壓迫所有的人。（盧賓，52-53）各個社會、文化都誇大性別的不同之處，壓製相同之處，從而使兩性的區別的鴻溝看上去是不可逾越的。
盧賓認為，作為對“勢”文化以馴服女人為目的的一個描述，精神分析理論是舉世無雙的。因為精神分析學是關於社會性別的理論。對婦女的壓迫根深蒂固。同工同酬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女政治家都不能除掉性別歧視的根子。列維-施特勞斯和弗洛伊德闡明了性壓迫的部分深層結構，若沒有這些闡釋，人們對此的認識會很有限。（盧賓，67）
然而，盧賓既判了精神分析學，又批判了結構人類學，她提出一個嚴重的指控：精神分析學和結構人類學是現存性別歧視最高級的思想體係。她指出，精神分析學家用了雙重的闡釋標準。例如：自虐對男人是不好的，對女人卻是必不可少的；適當的自戀對男人是必要的，對女人是不可能的；男人被動是個悲劇，而女人缺乏被動是個悲劇。（盧賓，70-71）
盧賓所提出的假設是激動人心的：假如勞動的性別分工使兩性同等地照料孩子，最初的對象選擇就會是雙性的；假如異性戀不是強製的，這種早期的愛就不必被壓製，陰莖也不會被估價過高；假如性的產權製度不使男人對女人有專製權利（假如沒有女人的交換）；假如沒有社會性別，那麼整個俄狄浦斯戲劇就會成為遺俗。簡而言之，女性主義必須號召一場親屬關係的革命。（盧賓，68）盧賓的解決方案建立在對女性受壓迫起源的闡釋之上，這個起源的幾個主要元素是：由女性這一個性別照料孩子；強迫的異性戀；女人作為男人禮物交換的對象；社會對兩性做嚴格區分。簡言之，如果社會強調性別不分，問題就能最終解決。
盧賓認為，文化的演變為我們提供了機會來抓住對性欲方式、生育方式和社會化方式的控製，以及作為清醒的決定將人類的性別分化從使它畸形的古代關係中解放出來。一個徹底的女性主義革命最終要解放的不隻是婦女，它將解放性的表達形式，並將人類個性從社會性別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性/社會性別製度並非永遠不變地是壓迫性的，並且它已經失去了許多傳統功能。但是它不會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自行消亡。（盧賓，69-72）
盧賓的最終夢想同樣激動人心：“我個人覺得女性主義運動必須有比消滅婦女壓迫更多的夢想。她必須夢想消滅強製性的性欲和性別角色。我覺得最能鼓舞人的夢想是建立一個雌雄一體、無社會性別的（但不是無性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一個人的性生理構造同這人是誰、是幹什麼的、與誰做愛，都毫不相幹。”（盧賓，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