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有當強迫者，有不當強迫者，例如，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的時候，則當強製執行，任何人不能獨異。至於鄉村中改良事項，則當如上說的辦法，聽其自由。像這樣辦法，就與孫中山所主張“政府強製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雙方平衡”的原則相符合了。語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養人民，原是與種植樹木一樣，我們雖甚望樹木長成，亦隻能把土壤弄好，把肥料弄好，等它自家生長，我們是不能替樹木幫忙的，這個道理，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說得很明白。現在新政繁興，民間大困，當局諸公，每每以福國利民之心，做出禍國害民之事，就是違反了柳宗元的說法。斯密士全部學論，純取放任自由，他說：“人民好利之心，根於天性，政府隻消替他把障礙物除去了，利之所在，人民自然會盡力搜求，一切天然之利，就因而開發出來了。”他這個學說，在歐洲是生了大效的，我們開發鄉村利益的時候，本他這個學說做去，自然會生大效。
前麵的辦法，實行之後，一人之身，可得兩重利益：（）鄉村中改善土地，增加生產的利益，每人可得一份；（2）每年由政府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這又是一份利益。有了這個原因，全鄉村之事和全國之事，人民就不能不過問了。現在的人，大都是“事不關己不勞心”。革命的人，拚命去爭民權，爭得之後，交給人民，叫他來行使。我恐怕鄉間的老百姓，還會嫌我們多事，妨害他吃飯睡覺的時間，隻好順著他們喜歡發財的天性，把“民權”二字附著在“發財”二字上麵，交與人民，人民接受發財這個東西，順便就把民權那個東西攜帶去了。他們知道官吏是替他們經理銀錢的管事，不得不慎選其人，遇有不好的管事，不得不更換。如此則選舉權、罷免權，他們自然曉得行使了。他們知道一切章程如不定好，就有人舞弊，公款就要受損失，他們將來就要少分點紅利，如此則創製權、否決權也就曉得行使了。所以政府每年必要發給生活費，人民與政府才生得起關係，才能行使民權，人人有切己關係，才不會為少數人所把持，全民政治，乃能實現。
改革社會，千頭萬緒，猶如鍾表一般，中間的機械，隻要有了點小小毛病，全部動作，都會停止。我國土地，有如此之大，各地情形不同，實施的詳細辦法，豈是政府中幾個人能夠坐而揣測的？隻好劃歸各地人民自去斟酌辦理，政府隻消把大政方針與各種進行計劃宣布出來，使人民知道政府的目的是怎麼樣，進行的途徑是怎麼樣，他們自然會朝著那個途徑做去，各鄉各縣，漸漸趨於一致，就可以漸漸聯合起來了。現在世界的大勢，是朝全民政治方麵趨去，故一切事權，當散而給諸人民，才不至與潮流違反。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是一個東西，不可分而為二，一麵又須顧及世界民族的心理，順著大同的軌道做去，三民主義，就成為整個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