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研究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友情提示這本第一更新站，百度請搜索古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之，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見了的，隻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將來中西學說，終必有融合之一日，學說彙歸於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趨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動機。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衝突不已，我窮原竟委的考察，實在是由於互相反對的學說生出來的。孟子之性善說，荀子之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宗教之利人主義，進化論派之利己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個人主義之經濟學，社會主之經濟學，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均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為上當然不能一致，衝突之事，就在所不免。真理隻有一個，猶如大山一般，東西南北去，形狀不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分，所說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都可調和為一。性善與性惡，可以調和為一，利人與利己，可以調和為一，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可以調和為一，這是前麵業已說了的。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對的學說加以研究，覺得無不可以調和。茲再舉兩例於下：
）馬克思說：“人的意誌為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為人的意誌所支配。”這兩說可以調和為一的。茲用比喻來說明：假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作臥房，某處作廚房，某處作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要審度屋宇之形勢而為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誌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之支配，即是物質受意誌之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誌，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誌支配了物質。給力文學網這類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一麵，未嚐說不過去，但必須兩麵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了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大變化。有了鹹同的時局，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表麵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生蛋非前一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誌，人的意誌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若在進化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它引出若幹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究，即知雞與蛋原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唯心論，唯物論，原可合而為一的。）古人說：“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孫中山說：“知難行易。”這兩說也可合而為一的。古人因為世人隻知坐而研究，不去實行，就對他說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艱難的，你們總是趨重實行就是了。孫中山研究出來的學理，黨人不肯實行，孫中山就對他們說道：知是很艱難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經把艱難的工作做了，你們趕快實行就是了。古人和孫中山，都是注重在實行，有何衝突?“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二語，出在偽古文《尚》上，是傅說對武丁所說的，傅說原是勉勵武丁實行，並沒有說事情難了，叫武丁莫行，原俱在，可以複按。發明輪船、火車的人，費了無限心力，方才成功，發明之後，技師照樣製造，是很容易的，這是“知難行易”。初入工廠的學生，技師把製造輪船、火車的方法傳授他，學生聽了，心中很了然，做起來卻很艱難，這是“知易行難”。孫中山的說法，和傅說的說法，其差異之點，即在“知”字的解釋不同。（百度搜索給力文學網更新最快最穩定)孫中山是指發明家發現真理而言，傅說是指學生聽講時心中了解而言，我們試取“孫文學說”讀之，他舉出的證據，是飲食、作文、用錢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屬乎發明方麵的事。孫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是發明家對技師說話，故說“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之位，他訓誡武丁，是技師對學生說話，故說“知易行難”。就實際言之，發明家把輪船、火車發明了，交與技師製造，技師又傳授學生，原是一貫的事，孫中山和傅說，各說半截，故二者可合而為一。由此知知易行難，和知難行易兩說可以調和為一。世間的事，有知難行易者，有知易行難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論就圓滿了。著者把性善和性惡，利人和利己，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唯心和唯物，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加以研究之後，乃下一結論曰：“無論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雙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經過長時間之爭辯，仍對峙不下者，此二說一定可以並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們把兩說合而為一，理論就圓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