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古代的朝鮮半島政權和日本，除了在與中原帝國交往的時候承認自己“夷”的身份之外，對周邊各國（族），又以“小中華”自居，全盤山寨了中國的華夷體係，爭當東亞文明圈裏的“二老板”。151+看書網言情內容更新速度比火箭還快，你敢不信麼？
例如，朝鮮半島政權把北部的女真人和南部的日本人分別視為北狄和南蠻，由於其東麵是大海，西麵又是中國，因此他的周邊四夷無法全部一一找到對應。加上真打起來又打不過女真人和日本人，因此他的“小華夷體係”根本無法落實，隻能停留於內部意淫的狀態。
日本也克隆了這套華夷體係，將東北地區的阿伊努人稱為蝦夷，將東南的隼人、土蜘蛛及附近島嶼上尚不開化的土著居民稱為南蠻，將朝鮮半島政權視為戎狄。
雖然在朝鮮半島國家的“小華夷體係”裏麵，日本也被視為蠻夷，要向他們稱臣朝貢，但在朝鮮半島政權與日本的這種兩個“小中華”的華夷之爭中，無論是處於分裂狀態的高句麗、新羅、百濟還是後來統一的高麗，始終處於下風。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高麗就是日本的“西番”。例如，公元1079年十一月，高麗國王文宗中風，致書日本尋求良醫，被大宰府斷然拒絕，而拒絕的理由就是文宗這封信自稱聖旨，“非番王可稱”。大宰府在回信中不但拒絕了醫療援助的請求，還把高麗教訓了一番，要高麗好好反省。
接受漢文化程度高於蒙古的高麗尚且被日本人視為夷狄，那突然發跡於茫茫大漠之中的蒙古人在日本人心目中自然更是夷狄之中的夷狄了。
直到蒙古人建立的中原正統王朝——元朝滅亡之後多年，蒙古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夷狄的形象。
明朝洪武三年，日本正處於南北朝對峙時期。南朝的懷良親王還對明太祖朱元璋派去通使的人說道：“吾國雖處扶桑東，未嚐不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在中國麵前我甘當小弟，但蒙古和我日本都是夷狄之國，還想爬到我頭上去？
除了移植自中國的華夷思想以外，以民族優越感為基礎的神國思想也隨著日本社會的發展而逐漸形成。
平安、鐮倉時代的日本人受佛教影響，認為世界由天竺（印度）、震旦（中國）和日本三部分組成，天竺居於正中，震旦在天竺一側，而日本僅僅是世界最邊緣上的“粟散邊土”而已。隨著東亞大陸傳入的佛教與日本本土的原始宗教神道教相融合，又逐漸產生了所謂佛與菩薩皆是日本諸神“本地垂跡”1〔1本地與垂跡並稱。又稱本跡，謂菩薩為教度眾生，由自己實身變化諸多分身，垂世的度化眾生；實身為本地，分身為垂跡。
〕的說法，於是雖然是邊土小國，卻是神的子孫，受諸神保佑，是神的國度。
日本人由自卑走向了自負。
神國思想的發展進一步增強了日本人在與蒙古、高麗交涉時的優越感，強化了藐視他國的心理，以至於在《八幡愚童訓》中還出現了“蒙古，犬之子孫；日本則神之末葉也。貴賤相別，天地懸隔也。神明畜類何及對揚？”這樣的句子。蒙古人在日本人眼裏都已經是“犬之子孫”了，還能指望日本人乖乖地俯首稱臣嗎？
此外，鐮倉幕府對蒙古采取強硬的立場，應該也與幕府的尚武思想有很大關係。
幕府以將軍為核心，將軍則是武士群體的代表，而武士是靠刀槍、弓箭和甲胄，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混飯吃的職業戰士。培養尚武的社會風氣，不僅有利於防止武士階層的墮落和戰鬥力的下降，也有利於進一步提高武士的社會地位。
鐮倉武士提倡“弓馬之道”，重視弓術與馬術訓練，常常組織“遠笠懸”“小笠懸”等騎射比賽，獎賞成績優勝者，鼓勵年輕武士提升技藝；也經常比賽角力，培養武勇精神。蒙古遣使前後的日本，自視為“武道之國”，已經到了非常自戀的程度了。幕府的顧問——禪僧東嚴慧安在閱讀蒙古國書之後對蒙古遣使日本的目的進行了一番十分滑稽而荒唐的分析：
蒙古人懶惰傲慢而貪婪，常常想著統領閻浮提1〔1佛教世界觀中須彌山四方的四洲之一，即位於南方的南贍部洲，為人類所居住。
〕，主宰世界。但理想與現實總有差距，蒙古缺少勇健的武士（其實恰恰相反，蒙古也盛產高質量的戰士），聽說日本人武藝超群，弓箭技術一流，甲胄連鬼神都害怕，雖然因為尚武而君不君，臣不臣，時不時弄個“下克上”，搞得國家亂七八糟，但如果能夠通過征服日本獲得日本的軍隊，用來降服唐土和天竺就完全沒有問題了。蒙古人善於計謀，日本人善於打仗，聯合起來就天下無敵了。（此國謀計大，彼國武骨勝，彼此合力，不降何國？）
他認為蒙古一定是聽說日本武力強大，但國家混亂，才打算降服日本，借日本軍兵降服中國和天竺，進而稱霸天下。
由此可見，此時的日本人對自身武力已經到了何等自信的程度。
在精神層麵，對作為軍神的八幡神的信仰在當時也越發流行。八幡神即曆史上的應神天皇，是神功皇後征討三韓的時候立下赫赫戰功的軍神，本來作為源氏家族的家神而受供奉，但此時已然成了武士們共同信仰的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