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宴會上，忽必烈還告誡征日諸將，取人之國，在於得到百姓，不然打下了土地也會缺乏勞動力來耕種，所以到了日本，切忌濫殺，要將日本人也納入帝國百姓的行列，為我所用。
自古以來的海上中日交通，總的來說有黃海線和東海線這一北一南兩條航線——北線使用時間更早。早期的日本人正是沿著這條路線到達中原的，大致是從九州博多出發，過對馬島到朝鮮半島，然後沿著半島西部海岸航行，到達中國沿海。南線使用時間要晚許多。大致在唐宋時期，由於北方交通被少數民族政權完全阻隔，逼著人們另辟蹊徑。江南的人們在掌握了東南季風的活動規律以後，才逐漸開辟出了這條成熟的航線，他們在每年的夏秋兩季乘風出海，斜向東北橫渡東海，到日本值嘉島或平戶島後轉向博多。
忽必烈的對日作戰計劃是這樣的：由在高麗的駐軍組成東路軍，在元朝東部沿海的駐軍組成江南軍，兵分兩路，各自擇日出發，分別沿南北兩條航路進軍，待六月十五日在日本壹岐島合兵一處之後，以優勢兵力迅速占領日本九州北部地區，建立橋頭堡，然後且戰且屯，以戰養戰，站穩腳跟，逐漸滲透，迫使日本當局接受稱臣納貢的要求。這一計劃顯然彌補了上一次東征日本的不足，做好了在海外長期作戰的準備。為此，元軍還將攜帶大量的農具、種子，甚至耕牛。
兩路東征軍的總指揮確定為實戰經驗豐富的中書省左丞相阿剌罕。忽必烈製訂對日作戰計劃的時候就把阿剌罕、範文虎從浙東招到禦前參與了全部策劃過程。可就在即將發兵的六月，阿剌罕卻突然病倒了，忽必烈隻得臨時任命江淮行省左丞相阿塔海為總指揮。阿塔海還沒有到任，先傳來的倒是阿剌罕病死軍中的噩耗。
其實至元十八年這一年對大元帝國來說處處都顯示出不吉之兆——年初，討滅南宋的名將阿術在別失八裏（今新疆吉木薩爾）的軍中死了；二月，忽必烈的大老婆弘吉剌氏皇後也死了；三月，忽必烈麾下如同百科全書一般的智囊人物許衡又死了……
尚未出征，元軍將士的心中便蒙上了一層不祥的陰影。
忽必烈的另一位智囊人物王磐再一次找到忽必烈，冒著生命危險勸諫道：“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我認為最好還是不要打！”
這眼看著大軍就要動身，你又跑來跟我說這個，這不是擺明了要亂我軍心嗎？忽必烈異常震怒，叱責王磐在這個節骨眼兒上不應該再提這件事情，並說：“（惑亂軍心）在蒙古法裏，哪怕隻是說說也是不可饒恕的，你難道還有別的企圖？”
王磐沒有絲毫畏懼，從容回答道：“我是赤心為國，才敢這麼說。如果有二心，當初為何要冒死跟從陛下起家？我都已經是八十幾歲的人了，又沒有子嗣，有二心？二心留著還能用來幹什麼？”
忽必烈畢竟算是一代明主，自然能夠很快發現自己的失態。第二天，忽必烈就派近侍到王磐家中，對其好言撫慰，並將內府收藏的碧玉寶枕賜予王磐。皇帝嘛，說的話那叫金口玉言，做出的決定也永遠都是偉大、光明、正確的，犯了錯誤自然也不能當麵承認。他送東西給你，其實也就等於是認了錯了，個中緣由嘛，你懂的。
當然，他認的隻是對王磐態度不好這個錯，至於東征日本這事，哪怕錯了他也不想回頭，更何況他堅信在這事兒上他沒錯。
這次東征的主力仍舊是從高麗南部沿海出發的蒙古軍和漢軍，被稱為東路軍。東路軍人數約四萬，其中一半是水手船夫，實際作戰人員約兩萬。而從江南出發的新附軍雖然達十萬之眾，但其中大多數是準備到日本種田的屯田兵，攜帶了很多農具、種子等物，武器彈藥都不充足。絕大部分還都是第一次乘船渡海，背井離鄉。大海茫茫，擁擠於狹窄陰濕的船艙，麵對生死未卜的前途，士氣之低可想而知。
江南地區的南宋降軍實在太多，降軍造反的事情也是接連不斷，這些南宋的降兵降將們對於元朝，完全可以說是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如果有誰打著宋室遺孤的旗號振臂一呼，說不定這夥人就又起來造反了。忽必烈此舉，正是為了把這些不好控製的南宋降軍消耗掉——這是一種流傳頗廣的說法，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裏麵也持這一觀點——能夠戰勝固然是最好的結果，但哪怕打個敗仗對元朝統治者來說也未嚐不是好事。
與此相反，日軍普遍士氣高昂，甚至可以說其實很多人老早就盼著來這麼一仗了——禦家人武士念著戰後幕府和朝廷對家族的恩賞，武士家的庶子們希望在戰爭中立下功勞獲得封地，浪人們也希望有一個進身出仕的機會。更新第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