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行省右丞相昂吉爾在奏疏中寫道：“我聽說軍隊打仗主要還是得靠氣勢，而全軍上下一致的才能取得勝利。言情穿越書更新首發，你隻來151+看書網過去一段時間，我軍連連在外征討，屢屢遭受挫折，已經談不上什麼氣勢了；而國內也並不穩定，一遇到軍隊征發和物資征調，上至官府下至百姓，全都是一臉愁怨，根本談不上上下一致。請求陛下罷兵息民。”（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衄，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
南台禦史大夫薑衛也遣使上書道：“日本鬼子不來朝貢，可以打他但不必惱怒，可以慢慢來但不可急躁。過去就是操之過急了，所以戰船造得不堅固。既然已經有了前車之鑒，就應當吸取教訓。現在嘛，可以提早打造好戰船，訓練好士卒，擺出耀武揚威的架勢，故意讓日本鬼子知道，好讓他們精心準備。等時間久了，他們疲乏懈怠了，再出其不意地指揮大軍突然出現在他們麵前，一舉將他們拿下，這才是最有把握的策略啊！”（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怒，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期迫，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為今之計，預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萬全之策也。）
前一個發言的昂吉爾是開門見山，也不跟忽必烈兜圈子，直接就提出建議——打仗比的就是兩件事，一個是氣勢，一個是“同欲”，這兩個東西現在咱們都沒了，還打個鳥啊？後一個發言的薑衛則是另外一個種風格，對忽必烈是連哄帶拖——打日本這事兒，得慢慢來，是急不得的，先拖個幾年、十幾年，等他放鬆警惕了再說吧，磨刀是不費砍柴工滴！
但不管哪一種意見，好說歹說，忽必烈就是聽不進去。打日本，大概已經成為他最後的一個人生目標了。
說實話，多次詔諭日本，日本都毫不理睬，甚至還殺害使者，再加上兩次進攻日本都損兵折將無功而返，忽必烈越來越糾結——想我忽必烈一生戎馬，縱橫天下，老虎不發威你真以為是病貓呀？
就我看來，東征大軍之所以一直蓄勢待發而終究未發，並不是忽必烈不想下定最後的決心，主要是此時的國內環境和當初企圖詔諭日本的時候相比，已經發生了太多的變化，而這樣巨大的變化迫使忽必烈不敢再輕易作出決斷。
一是為了征討日本所進行的戰爭準備遠遠超過了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致江南各地百姓暴動不斷，很多南宋的遺臣也參與其中，甚至還有許多支義軍打出了複興宋室的旗號。例如，早先投降元軍的宋將黃華起兵，聚眾數十萬，號頭陀軍，自報年號為大宋祥興五年，這在當時飽受壓迫和歧視的南人中間無疑是十分有號召力的。元軍到各處救火，已經應接不暇了。鎮守江南的元軍將領忽都帖木兒、忙古歹等都請求忽必烈允許將準備用於東征日本的部隊用來平定叛亂。
二是此時在帝國的南疆，先與占城、後與交趾的戰爭進行得十分激烈，原定用於征東行省的戰船、水手很多時候還不得不南下支援占城行省的軍事行動，原本打算用來投入日本戰場的“囚犯軍團”也不得不優先派往占城、緬甸方向。帝國的兵力隨著戰傷陣亡和脫籍逃散兵士數量的劇增，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程度。
三是中國的經濟重心此時已經基本轉移到了南方，北方由於多年戰亂而地廣人稀，土地荒蕪，但元帝國的政治中心卻恰恰在北方。數百萬首都人民要吃飯，而本地的糧食生產顯然是杯水車薪，怎麼辦？就得從經濟發達、物產豐富的南方運。連年的自然災害和帝國北方的糧食危機互相交織，更加劇了北方軍隊後勤補給的困難，原先動員起來造船的屯田大軍不得不重歸隴畝，征用來的商船也隻得更多地用於由南至北漕運糧食。
其實最為糾結的忽必烈自己也從大臣們幾乎是眾口一詞的勸阻和一而再的軍事失敗中逐漸意識到，帝國正慢慢被自身內部的毒瘤所吞噬，已經虛弱到無法再對外發力了。所以，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任命忻都為踢裏玉招討使的時候，特別還跟他打了招呼：“不可興兵遠攻，近地有不服者討之。”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正月，忽必烈終於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那就是取消再次征討日本的計劃——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此時的一代雄主忽必烈已經是一位垂垂老者，而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他悉心培養的皇太子真金也已先他而去。
第五十九章無疾而終的詔諭
世界上從來就不缺想走捷徑的人，前麵我們提到過的那位自掏腰包買船造艦的陳總管如此，接下來我們要聊到的這位王積翁大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