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積翁，福建福寧人，有的資料說他字良臣，有的又說是字良存。從古人取字的規則來看，我更傾向於相信他字良存。因為他叔父王伯是南宋的參知政事的關係，他由國子監生候補了一個從八品下的承務郎的散官，從此以“官二代”的身份踏上仕途。最開始在岩州監察酒務，後調任沿海製置使司幹辦公事。在這裏，一個也許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特長被他的上司吳潛發掘出來，那就是斷獄審案。
吳潛將積壓了幾十年的三百多宗懸案全部交給王積翁辦理，王積翁不但全部如期完成，令所有人心服口服，還將辦案心得寫成《平心錄》四卷。後調任戶部犒賞所檢察官，說服浙江轉運使，免除了和平鎮十二家酒庫所欠稅利十七萬緡，使當地酒戶三百餘家渡過難關。
後來，他又調任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命審理浙西安撫司治下六縣的積案。晚上剛到餘杭縣，立馬掌燈點閱，天亮之前便將犯罪嫌疑人一百七十餘人情況全部掌握，除了確實有罪的少數幾個人犯之外，其他的人全都當即釋放，這成了當時的一段佳話。
從這些事情看得出，我們這位出身“官二代”的王積翁同誌不但工作作風雷厲風行，而且確實還是挺有本事的。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很寬容，裁斷其他縣的積案疑獄的時候也體現出了這種頗為寬大的胸懷。憑借著這些政績和名聲，王積翁的晉升之路可謂一路綠燈，累遷富陽縣知縣、臨安府通判、徽州知州兼都督兵馬府參議加兵部侍郎、南劍州知州兼福建招捕使加兵部尚書。無論在哪一個崗位上，王積翁都留下了許多或不懼權貴，或愛惜民力，或善於謀斷的小故事。
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一定是一個既討上司喜愛，又得百姓擁戴的好官，可不幸的是他出生在亂世。
德佑二年（1276）的南宋已經被元朝打得毫無還手之力，連偏安江南一隅都不可能了。南宋都城臨安已經於三月陷落，一路南逃的文武大臣擁立宗室益王趙昰於五月一日在福州登極，改元景炎，任命王積翁為福建製置使，守禦被稱為福建門戶的上三州——邵武軍、南劍州和建寧府。十一月，元軍大至，一路勢如破竹，很快攻破建寧府和邵武軍，王積翁便放棄了南劍州逃到福安，同時秘密給入閩元軍統帥唆都送去了降書和全閩八郡地圖，表明了絕不抵抗之意。果然元軍一到，王積翁便出城迎降，搖身一變，從南宋的南劍州知州變成了大元的建寧府府尹。
在改朝換代的亂世，對於王積翁的“跳槽”行為，我也無意從國家大義、民族氣節這些近代民族國家意識勃興之後才形成的倫理道德觀念角度過多地譴責他，我隻從一個普通人的人性方麵來評價他——王積翁的棄宋仕元是他人生的一個分水嶺。
之前的王積翁，雖沒有特別出彩的表現，倒也勤政愛民，完完全全就是一個不給上級添麻煩、不給群眾增加負擔的好好公務員形象。但自從這次跳槽以後，他的心態就逐漸發生了變化，表現出來更多的是浮躁和急功近利。
人的心態往往是由性格所決定的，而人的性格相對來說是比較穩定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的性格發生變化，顯然是經曆了一些對他說來刻骨銘心的事情。
到底是怎樣的經曆改變了王積翁的性格呢？我嚐試著給大家分析一下。
毫無疑問，他的這次“跳槽”顯然是其內心改變的重要因素。現在我們大家如果要跳槽，都一定會思前想後，充分權衡其中的利弊。其中，考慮得最多的，當然還是跳槽的風險問題。要做出跳槽的決定，人家王積翁可比我們難得多。對我們來說，跳槽隻關係著個人發展，而人家卻關係著身家性命。我們跳個槽，一般不會被周圍的輿論譴責，頂多就是自己內心會有那麼一點對原來單位的歉意，而人家一不小心便會落得個貪生怕死、賣主求榮的壞名聲。在元朝大軍壓境的時候，他一定也想過像書裏麵讀到過、戲裏麵看到過的那些忠臣義士那樣誓死抗戰，以死盡忠，但他終歸還是沒有那麼做。一個個比我官還大、比我受的皇恩還多的文臣武將都投降了，甚至於很多他趙家的皇親國戚都投降了，我何必陪上全家老小的性命去給他趙家人的天下殉葬？像我這樣的小人物，哪怕是戰鬥到最後一刻，也沒有人知道，沒有人在意，史書上也不會留下隻言片語的吧？我隻會在亂軍之中一個人默默地死去，不留下一點痕跡。野蠻凶殘的蒙古兵或許還會把我的人頭割下來，抹上生石灰，當做恐嚇其他州縣早早歸降的道具……識時務者為俊傑，趙家天下的氣數已盡，這一切必定都是天意，既然天意如此，與其做一個逆天而行的愚忠者，不如順天承運，做一個亂世之中的幸存者吧！
出門在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