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團一行從溫州出海時，強令一個叫任甲的船老大開船赴日。這船老大原本就十分不情願走這一趟，而且又十分喜歡酗酒，每飲必醉，醉了就大發牢騷。那年頭分工還沒後來這麼細致，船老大幾乎集船長、舵手、大副和領航員等重要角色於一身。可謂身負重任。這樣一個角色在茫茫無際的汪洋大海上時常處於酒醉狀態那還了得？你這不是把我堂堂大元國信使的寶貴生命當做兒戲嗎？我如此殫精竭慮、不辭辛勞還不就是為了能夠活下去？任甲每喝醉一次，王積翁就命人把他綁在桅杆底座上鞭打一次。一路行來，這任甲已是滿身鞭痕。
七月十五日夜，船進入日本國境，停泊於對馬島海邊，使團預備於次日天亮再登岸與日方交涉。這任甲船長再次喝醉，但這次他決定在王積翁的鞭子落下之前先下手為強。在海上，特別是在我的船上，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你這位國使老爺說了算，還是我這船老大說了算。乘著酒性，任甲夥同水手將王積翁等五十餘人全都殺死，屍體扔進海裏，洗劫財物而去。直到數月之後，這一消息才由高麗傳到忽必烈耳中。
就這樣，忽必烈派往日本的這批詔諭使者在尚未踏上日本國土之前便在半路上全體覆滅。當然，隨之覆滅的，還有忽必烈詔諭日本的希望。此後，雖然還有燕公楠於至元二十九年七月攜帶國書搭乘日本商船赴日及大德三年三月普陀高僧一山一寧攜國書赴日兩次，但真正意義上的詔諭這應該算最後一次了。從黑的、殷弘開始，一直到王積翁，從蒙古到元朝，曆時十八年的外交努力，終於宣告徹底失敗。
無論是《元史》還是《新元史》，著者都對叛宋投元的王積翁沒有幾句好話。《新元史》更是評論道：“世祖以範文虎為將，王積翁為使，其不得誌於日本，不亦宜乎！”其意是說忽必烈所用非人，焉有不敗之理。
誠然，忽必烈以“範跑跑”為將確實是用人不當，但以王積翁為使卻不可相提並論。我個人以為，王積翁如果不是死於這場意外，雖然成功詔諭日本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但也不至於“啟釁納侮，辱命而返”吧，最大的可能正如王積翁自己對忽必烈所說的那樣——“事不成，亦無損於國威”。
第六十章命運多舛的日本行省
自高麗臣服蒙元以來，元朝一直遵循成吉思汗時代草創的達魯花赤製度，在高麗王國之內設置各級達魯花赤進行監管。但隨著形勢的變化，這種較為寬鬆的統治方式已經漸漸不能滿足需要了，特別是再次出兵討伐日本的軍事準備日益緊張，由大都發出的各項命令還要通過協調高麗王國才能傳達貫徹，執行起來總有隔靴搔癢之感。帝國迫切地需要進一步加強對高麗這一前線基地的直接控製。
在這種情況下，至元十八年（1281），元朝在前一年設置征東元帥府的基礎之上，設置了一整套統治機構，即征東行省。因為它事實上專管討伐日本之事，所以它還有一個更為響亮的名字——日本行省！
日本遠遠沒有臣服，將來征服日本之後進行統治的機構名稱就已經早早地確立起來。如前所述，這是忽必烈的一種禦下之術，就如同浙東、浙西都尚在南宋控製之中的時候，就已經設置了兩浙大都督府，並讓範文虎出任兩浙大都督一樣。
就建製層級和職官編製來說，征東行省與內地的其他行省完全沒有兩樣。行省下設招討司兩個，以達魯花赤兼任招討使，處理地方軍民事務。值得一提的是，元朝一般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才設置招討司這種官署。因此，可以說，元朝實際上已經將高麗人視為了帝國內部眾多少數民族中的一支，而不認為是外國人了。行省又在慶尚、交州、全羅、忠清、西海各道分別設置勸課使，共五人，以組織屯田、勸課農桑為職責，著力解決高麗百姓、駐軍及東征大軍的吃飯問題。看來對於耕地有限的朝鮮人民來說，從古至今，吃飯問題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問題呀。
盡管如此，必須要弄明白的是，此時的征東行省並不是作為一個常設的地方一級政權組織而存在的，它隻是因對日作戰的需要而設立，也就是說，戰爭一結束它就得取消了。因此，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臨時性的軍事機構，這也是它在大軍征討日本铩羽而歸之後“師還而罷”的原因。這種臨時行省的設置並非蒙古人的創新，早在金朝後期的相關史籍裏麵，便記載有因為對外戰爭、平定叛亂而臨時專設行省的先例了，隻不過我們理解起來比較困難，因為有個思維定式存在——既然是“省”嘛，例如現在的四川省、湖南省等等，當然就是相對固定的最高級別的地方政府，古人“因事設省”的做法對身為現代人的我們來說反而屬於新鮮事了。
征東行省在那段並不太長的時間裏反複設立又反複廢止。正因為征東行省是因為討伐日本而設立，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根據征東行省的設立與廢除來探查元朝對日戰爭準備的幾次高潮與低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