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事情就到此為止，偏偏那天家中來了很多親戚，大擺宴席。胡洪騂也逞能，在桌上連喝了好幾杯，一時就喝醉了，跑到大門外對著滿天星月高喊：“月亮，月亮，叫你下來看燈。”一幫小孩子一起跟著高叫：“月亮，月亮，叫你下來看燈。”
［上莊路旁小廟，胡適就在這裏砸毀了菩薩］
馮順弟知道兒子喝醉了，就跑出來叫他。胡洪騂以為要打他，撒腿就跑，馮順弟跑得快他也快，馮順弟跑得慢他也慢，馮順弟始終追不上他。這時，半個村莊人聽說糜先生喝醉了，都跑出來看稀罕，眾人合圍捉住糜先生，糜先生亂蹬亂踢，就像一隻才被抓住的小獸。馮順弟將胡洪騂抱回屋裏，一時間屋子裏擠滿了人。一到冬天，徽州婦人喜歡提一種火籃(外層是竹編的竹籃，裏麵是陶瓦質地的小火塘，內置炭火)，人一多，火籃就多，屋子裏一下子熱不可耐，胡洪騂麵紅耳赤。有人說：“糜先生也喝醉了？糜先生從來都是斯斯文文的，現如今也打滾放賴了？”這時，那個叫硯香的男孩對馮順弟說：“小阿婆，糜舅怕不是喝醉了。”馮順弟一驚，問：“不是喝醉了他為何這樣？”硯香將在三門亭發生的事重述一遍，馮順弟嚇得手足無措：“老天爺，一定是菩薩怪罪下來了，在懲罰我兒子，這可如何辦才好？”胡洪騂此時手腳亂踢亂蹬，一派胡言亂語。馮順弟擦幹淚水，準備了豬頭香燭等供品，到三門亭菩薩那裏燒香謝神。胡洪騂當然也被拖了去，不停地磕頭。一直到胡洪騂27歲從海外回到徽州結婚時，才不好意思告訴母親，他那次隻是喝多了一點，後來聽到硯香告狀後，幹脆佯裝大醉，為的逃避母親的責打。馮順弟一聽，也笑了。
這是發生在胡洪騂身上的一件小事，雖然微不足道，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胡洪騂身上其實從小就埋藏著一顆叛逆的種子，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對他來說就是等到一個更大的機遇，他毫不猶豫地掀起了一場文化風暴。
(四)
我一直在想，如果胡洪騂不去上海，如果他一直待在上莊老家，那麼他頂多也就是徽州深山古村裏、一個老花鏡吊在鼻子上的、又酸又臭的腐儒。但是命中注定他來到上海，看到了新時代風雲激蕩的萬千氣象，傳統文化功底加上全新的現代理念，十字坐標撐起了一代大師的精神空間。
胡洪騂之所以能離開徽州去上海讀書，關鍵是母親馮順弟持之以恒的努力。馮順弟在上海生活過，那個時候正是開發老上海的黃金時代，如果一直生活在封閉的徽州，就這麼在學識有限的私塾先生那裏讀書，他不會有太大的出息，她很想送兒子去上海讀書，那一次吞吞吐吐地向胡適的幾個哥哥提出這個要求，雖遭到拒絕，但她的心一直沒死，一直在等待著新的機會。當然，胡洪騂自己也很努力，別看他才10歲多一點，但他過人的天資上莊的讀書人早就看在眼裏，“糜先生”綽號就是一個證明，這樣早慧的孩子生在徽州，如果家人不送他去讀書，那是要遭到族人指責的。我在上莊聽到一個故事，說馮順弟自從嫁了胡傳後，出手很大方。但是後來為了兒子胡洪騂外出讀書，她省吃儉用，這些年她在這個大家族中幾乎不花錢，所有的錢點點滴滴地都積攢下來，隻為供胡洪騂讀書。據說為了讓胡洪騂赴上海，她將她所有的首飾全拿到當鋪當掉，然後對胡嗣秬說：“糜兒到上海讀書，不要你花錢，我這裏都為他準備好了，你放心。”
［離開徽州時的胡適］
這是一位外表嚴厲內心慈愛的母親，有次天冷，胡洪騂穿得很少，馮順弟拿出衣服來說：“快穿上，天涼了。”胡洪騂輕狂地說：“娘(涼)什麼娘(涼)？老子都不在了，還娘什麼娘？”馮順弟一聽心如刀紮，白天她像個沒事人一樣，忙著家務。晚上回到房間關上門，她目露凶光，脫光了胡洪騂衣服，然後用指甲擰著他的肉，隻一點點的肉，讓他痛入骨髓還不讓他哭出聲來讓隔壁房間的人聽到，嘴裏訓斥道：“你老子不在了，這是多麼高興的一件事呀!”擰肉的懲罰胡洪騂經曆過多次，他慢慢地不再輕狂與張揚，像一匹徽州人所崇敬的徽駱駝，低頭吃草埋頭走路，從不叫苦叫累。
當然，胡洪騂能去上海讀書，也得益於二哥胡嗣秬。首先他自己就是個讀書人，看到人人都說兄弟胡洪騂能讀書，而父親大人的遺囑也白紙黑字寫得明白，更何況學費晚娘說她自己拿，而就讀的上海梅溪書院，就是父親生前最敬佩的一個朋友張煥綸先生在主持，這樣一個徽州賈儒世家，如果讓胡洪騂荒了學業，真是天大的罪過。而且這一年春天家中又發生了一件事：胡洪騂三哥的肺病已到晚期，急需到上海醫治。於是，在1904年徽州那場密密麻麻的春雨裏，12歲的少年胡洪騂離開徽州老家。骨肉分離對徽娘馮順弟來說，是刻骨銘心的疼痛，但為了兒子的前程，她裝作很高興的樣子，從不曾掉一滴淚。
胡洪騂終於離開了徽州，離開了黑白的幽暗的古徽州，他從一壇徽墨中探出小小的蘿卜頭一樣的腦袋來，呼吸著海上的新鮮空氣，然後好奇又興奮地張望著，接著他就看到了一片熹微的明亮的晨光。
海上的風
(一)
1904年的春天乍暖還寒，灰蒙蒙的老上海迎來了徽州少年胡洪騂——他穿著一身藍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戴著頂瓜皮小帽子，一個十足的沒見過世麵的鄉巴佬。走在街上，有點膽怯，有點懵懂，也有點好奇，他不知道上海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自然也不會有人知道，這個土裏土氣的少年對上海、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當時雖然還未進入民國年代，但是經過半個多世紀殖民文化的“洗禮”，上海呈現出一種海派的摩登，一種與世界接軌的氣象，一種現代文明的萌芽：寬敞的大馬路，雙層公共巴士，來往穿梭的汽車，賣報的孩子遍布各個角落，跑馬場人聲鼎沸，電影院人頭攢動，摩天大樓、百貨公司裏摩肩接踵。報館裏的紳士喝著咖啡、欣賞電影，享受與歐美同步的現代文明；洋房裏的老爺四世同堂、妻妾成群，保持著千年不變的古老生活。吃花酒的男人長袍馬褂，梳愛司頭的女郎身著旗袍——走在馬路上舉目四望，常常是高跟鞋子與三寸金蓮同行，鴉片煙館與威士忌酒吧同在——中國人仿佛在黑暗中沉睡了數千年，在這個上海的早晨睜開大夢初醒的睡眼。
胡洪騂就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進入了上海灘。這個小鄉巴佬當然什麼也不懂，他初進入梅溪學堂，上海同學就像看怪物似地看著他。由於他不懂上海話，也不曾正兒八經“開筆”作文章，也從未學過英文和算術，所以學堂老師將他暫列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級的一個班。這樣過了六個星期，機會來了，教《蒙學讀本》的老師提到書中一句話：“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老師隨口說：“這是《左傳》上的話。”
下課後胡洪騂拿著書走到老師麵前，有點怯生生地說：“老師，這個‘傳曰’是《易經》的《係辭傳》，不是《左傳》。”老師的臉當下就紅了，他沒想到這個不起眼的小鄉巴佬這麼厲害，就問：“你讀過《易經》？”胡洪騂點點頭，老師當即在紙上寫了三個字“孝弟說”，然後說：“你寫篇文章給我看看。”胡洪騂湊了幾百個字交上去，先生看了，就說：“你帶上書包跟我來。”胡洪騂拿著書包跟在老師後麵，一直走到走廊前麵的二班，讓他進去上課——這就是說，一天之內，胡洪騂跳過了四個班，成了第二班的學生。
麵對同學們驚奇的目光，胡洪騂非常得意，可是這份自得並沒有維持太久。當天下午，老師就布置了一篇作文：原日本之所由強。胡洪騂一看題目就慌了，他連日本國在東在西都搞不清楚，“所由強”從何說起呢？既不敢問先生，也不便問同學，他新來乍到，一個也不認識，好在作文幾天後才交，他回家問二哥。二哥在上海生活多年，思想慢慢變得激進，聽他一說，就給他一籃子新書：鄒容的《革命軍》、嚴複的《天演論》、梁啟超的《新民論》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這些醒世之作對胡洪騂來說有石破天驚之感，全新塑造了正在成長蛻變中的和他同時代那些憂國憂民之士。當時的中國屢戰屢敗，庚子辛醜大恥辱後，嚴複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幾乎是當頭棒喝，“物競天擇”強烈刺激著中國人的自尊心，“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成了報刊熱點與愛國誌士的口頭禪。胡洪騂成了嚴複的鐵杆信徒，當然還有梁啟超，《新民論》被他幾乎當成“聖旨”，甚至將書中一段話抄錄於案：
未有四肢已斷，五髒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無新製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表’字，你幫我想一個。”二哥正在洗臉，他擰幹毛巾擦淨了臉，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適者’的‘適’我看很好，希望你將來能適應這個社會，接受社會的選擇。”胡洪騂笑起來：“很好，你叫紹之，三哥叫振之，幹脆我就叫適之吧。”二哥走到床前，說：“好，胡適之，現在請你馬上起床，跟我到四馬路去買書，二哥相信你，經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定能成為中華之棟梁之材。”
［初入上海灘，胡洪騂改名胡適之，後簡稱胡適］
在上海日日讀報，讀書，少年胡洪騂一天天長大，他長成了一個全新的人，他不能忍受陳腐沒落的製度，甚至不能忍受胡洪騂這個名字。有天早晨起床後他一直想一個新名字，想了一大串總以為不太合適，就對二哥說：“我想重新換一個名字，名字中間有個
改名之後，胡適之選擇了一所全新的學校就讀。在上海灘歐風美雨滋潤下，他剪辮子、寫匿名信抗議袁世凱，不滿封建專製的製度，拒絕參加官方舉辦的各種比賽。此時的上海作為中國文化的橋頭堡正進入一個風起雲湧的民國時代，而徽州少年胡適之也迅速長大成人，他有深厚的傳統根基，知道中國的病根在哪裏，又吸收了現代的科學、民主的思想理念，很清楚世界上好的思想在哪裏，他後來說：“我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這個時候，他對自己的人生、對中國的未來，已經有了全新的主張。
(二)
上海開埠後，市井開化市場繁榮，市民的生活發生極大變化，對新聞的需求十分強烈，一種全新的現代傳媒、也是現代文明的標誌之一——報紙便開始出現，第一份報紙《字林西報》於1850年在上海灘誕生。不客氣地說，中國新聞業就是洋人“小赤佬”開創的。胡適之進入上海時，上海報業已進入全盛時期，各類新聞報、市民報、英文報層出不窮。他後來回憶說：“自打進入上海後，我幾乎沒有一天不讀報紙。”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主持了一家報紙，他的事業開始進入起步階段。
這家報紙叫《競業旬報》，是幾個學生自己辦的報紙，胡適之先是撰稿，後做編輯，最後做主編，一份報紙從新聞到言論再到小說連載，幾乎全是他一人操作。他把一些新見解新主張全部融入到這份報紙中，不論言論如何激烈新銳，竟從來沒有人幹涉他，不起眼的小報卻給了胡適之一個發表觀念、整理思想的極好機會，白話文的寫作也得到了長足的鍛煉。這一時期各地競相創辦俗話報，《中國白話日報》、《杭州白話報》、《安徽俗話報》、《潮州白話報》、《國民白話日報》，胡適之每報必看，白話的閱讀與寫作對他來說不但是一個工具，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契機，讓他從文字層麵對中國文化進行改良，從而在不久的將來那個文化大風暴中成為一代開山之祖。
一個人的成長是循序漸進、回環反複的，胡適之亦是如此。一個青春期少年，長期生活在上海這樣的花花世界，身邊又聚集著一群追慕風流的浪漫才子，精神迷失似乎是必然的，更何況國家的、家庭的、人生的內外交困也讓他無所適從。他第一次站到一個人生的十字路口：因為學潮，胡適之在中國公學與中國新公學都沒有畢業，而徽州老家的經濟狀況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流落社會的胡適之身無分文，眼看著母親就要靠他供養，他卻連自己也養不活，做了一陣子教師又失業在家，最後完全成了一個“海漂”，連一張正式文憑也沒有，和幾個同學租住在老弄堂裏，整天無所事事，不是逛窯子就是吃花酒，也沒什麼錢，卻幾個人合股湊份子打一場牌，昏天黑地地沉迷於聲色犬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