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轟動一時的《新青年》雜誌］
胡適提出的“文學革命”在當時是大勢所趨，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其實有著漫長的思想鋪墊——從根子上來說，新文化運動從鴉片戰爭以後伴隨的洋務運動就已經開始。鴉片戰爭使中國被動地開啟了國門，西風勁吹之後，一大批中國的知識分子看到東西方的巨大差距，也清楚地知道中國落後在哪裏。落後就要挨打，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曆史的必然，甚至可以說，落後就沒有生存的理由，風靡一時的《天演論》就證明了這一點。一大批憂國憂民之士掀起了洋務運動，他們開創新式教育，創辦新型企業，試圖增強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改變中國長期落後挨打的局麵。經過近百年的努力，洋務運動幾興幾衰進展緩慢。如果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國家的形象，僅僅從實業層麵改變成效低微，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必定要觸及體製與文化——民國以後的思潮湧動以及新文化運動就應運而生，水到渠成，用胡適自己的話說，也是被逼上梁山。
開天辟地的大事件，往往從偶然的小事引發——“文學革命”的起因是怪人鍾文鼇。鍾文鼇當時在一個專門給留美官費生按月寄生活費的機構供職，他提出一項“廢除漢字、取用字母”的主張，胡適十分反感啟用字母，但是他也感到在西風漸進的形勢下，漢文(當時指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當時的文言文隻出現在書麵語中，而在生活中，大家都使用口頭白話語。胡適認為的“活文字”，就是口頭白話語，即白話文，全新的時代全新的思想必得由一種全新的語言來傳播，改良文言文命題由此而出，切入了正在醞釀中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之中心旋渦。
曆史的腳步從來都是在強烈反對中邁出，“文學革命”遭到各方強烈反對自然毫不奇怪，別人就不說了，首先是胡適那些誌同道合的朋友也不能接受，從口水仗到筆墨仗，官司一打再打。他的好朋友、康奈爾大學化學係同學任鴻雋甚至諷刺他：“文學革命自命者，乃言之無文……吾國文學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無學。”胡適不為所動，在他眼裏，“文學革命”隻是他一係列變革的出發點，他看得很清楚，也很高遠：“一部中國文學史，隻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曆史，隻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曆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和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換句話說，所謂‘文學革命’，就是用白話文替代古文的革命。”
［當年老北大著名的沙灘紅樓］
“文學革命”的提出讓胡適在美國留學生圈子中受到炮轟，《文學改良芻議》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後，並沒有引起多大反響。正在此時，由績溪老鄉汪孟鄒的牽線搭橋，胡適與安徽老鄉陳獨秀結識，幾番書來信往，胡適認定陳獨秀是誌同道合者。不久，陳獨秀來信約稿，要他“以所作寫實文字，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這時1917年已悄然而至，《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上發表了，胡適在文中對“新文學”提出了著名的“八不主義”：“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與胡適的小心謹慎相比，陳獨秀則更加激進，他不僅完全讚同胡適在“芻議”中改良的“八不主義”，進而提出革命的“三大主義”：“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曰：推倒迂腐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寫到此似乎還意猶未盡，旗幟鮮明地表白：“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之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1917年，學成歸國的胡適］
兩麵文學大旗呼啦啦亮出迎風招展，一場影響深遠的文化革命正在中國人精神深處徐徐鋪開。
(二)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標誌之一，五四運動不等於新文化運動，隻能說它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所發生的一係列變革必然導致這樣的結果，從火燒趙家樓到提倡白話文，再到捍衛自由與民主——新文化的影響日益深遠，國人開始變得理性。而文化層麵的變革也悄然發生，比如章士釗們的法律意識與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伴隨著新文化運動深入人心，胡適像一顆啟明星在北平的夜空冉冉升起，他不是一顆孤星，伴隨著他的是一片光芒閃爍的星座，在他的周圍，都是一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陳獨秀、蔡元培、魯迅、周作人……這一片璀璨的星群，照亮了東方古國漆黑的夜空。
［陳獨秀肖像］
人之命運存在著太多的偶然，偶然的閱讀、偶然的相逢，讓兩個不相幹的人相識，繼而生死與共，進而做出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業，不但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一個民族的未來走向——胡適與陳獨秀乃至蔡元培的相識相知便是如此，但是這個偶然其實也包含著必然，這便是誌同道合的理想。
胡適與陳獨秀相識得益於績溪老鄉汪孟鄒，當時汪孟鄒在安徽蕪湖主持科學圖書社，從安徽懷寧大山裏逃出來的陳獨秀正在此主編《安徽俗話報》，汪孟鄒認為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便介紹他與正在美國留學的胡適相識。兩人一拍即合成為密友，胡適從國外歸來，人沒到家，便從上海來到蕪湖，專程與陳獨秀會晤，兩人大有相見恨晚之感。1915年秋天，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交給已赴上海創辦亞東圖書館的汪孟鄒出版，並邀請胡適撰稿。同鄉之好加上同道之誼，胡適當然沒有理由拒絕，似乎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胡適發表在《新青年》上的發韌之作，後來成為萬千學子的精神食糧，引領著一代人在暗無天日的荒原上，看到日出的方向。
［陳獨秀創辦的《安徽俗話報》］
與陳獨秀結交是胡適人生邁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他的那些戰鬥檄文大都是在陳獨秀敦促下寫成的，兩個人也由此結下深情厚誼。雖說誌同道合，但由於兩人個性不同，反應在為人處世上便有了很大的差異。但是胡適十分珍惜他與陳獨秀的友誼，彼此間無論分歧有多大，他總是把陳獨秀當做他的朋友，稱他是“一個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們兩個老朋友”。胡適的性格溫文爾雅，他有一句名言：“此身非我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而陳獨秀則性情古怪，說話直爽不怕得罪人，他幾乎一見胡適就談他的主張，談不攏就辯，辯不過就吵。胡適實在受不了時，也不和他吵，就用腳跺地板，表示他已經很生氣了，你不用再說了，陳獨秀知道他的習慣，這才默不作聲。
［風流瀟灑的青年學者胡適］
1933年10月，胡適從國外回來路過南京，可能因為事多，就沒有去看望陳獨秀。一直到了北平，他才寫信給陳獨秀解釋：“我此次匆匆回國，未去看你，請原諒。兩個月後有事還要去南京，屆時一定去看你。”陳獨秀收到信後忍不住破口大罵：“什麼東西，出大名了，成人物了，有時間同達官貴人周旋，獨沒有時間看望老朋友，什麼東西。”當即修書一封給胡適，聲明與他絕交。胡適看後一笑了之，他知道這個老朋友的火爆脾氣，一點小事在他那裏常常搞得一驚一乍的，成了塌了天的大事，胡適並不太當回事。兩個月後他來到南京，裝作沒事人一樣去看望陳獨秀。果然，陳獨秀火氣早已經散了，還像往常一樣坐下來與他對談，談不攏就吵。據說有一次陳獨秀吵得很凶，那時候陳獨秀是中共領袖，是叱吒風雲的人物，兩個人爭執的焦點是如何對待帝國主義和群眾運動。陳獨秀認為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根源於帝國主義壓迫。胡適則根本不承認解決中國的問題有什麼簡單的方案，反對“把一切罪過都推到洋鬼子頭上”。兩人爭得麵紅耳赤，平時極具紳士風度的胡適這次也受不了，最後拂袖而去。
激進的姿態、自由的心靈、深遠的目光與火爆的脾氣，總是給陳獨秀帶來牢獄之災，他一生先後四次被逮捕，每一次胡適都參與營救。最後一次入獄是在1932年10月，蔣介石逮捕陳獨秀的理由是“專事赤化”，決定“迅予處決”。千鈞一發之際，胡適聯合丁文江、傅斯年、任鴻雋等學者名流急電蔣介石，反對草率處決，要求交由司法部門作謹慎處理。同時，胡適利用他的社會影響，親自出馬作《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的學術報告，爭取各界同情與支持。迫於輿論壓力，“迅予處決”說法被收回，改判陳獨秀13年徒刑。雖然挽救了陳獨秀的生命，胡適仍不罷休。1937年8月，蔣介石派他到美國進行外交活動。胡適利用這一特殊身份，給當時大權在握的汪精衛寫信，請汪與蔣介石商談，提前釋放陳獨秀。8月23日，陳獨秀果然出獄了，輾轉幽居江津。多年後胡適“請他去美國寫自傳”，陳獨秀以“煩見生人”為由婉拒了胡適的好意，最終在江津寂寞地作別人世。
(三)
在胡適生命裏，除陳獨秀外，另一位不可多得的恩師就是蔡元培——如果要找出新文化運動的三駕馬車，除胡適、陳獨秀外，另一員大將隻能是蔡元培。
蔡元培其實早在1911年就注意到了胡適，那時候胡適還是個19歲的毛頭小子，正在康奈爾大學農學院讀書，整天為蘋果的分類、小麥的灌漿搞得頭昏腦脹。他的興趣當時完全在文史哲上，在閑時寫了篇《詩三百篇言字解》，被蔡元培無意中看到了，就托人聯係他，想聘他到北大教書。因為那時離畢業還早，胡適也不知將來能幹點什麼，就將這件事含糊過去，但是愛才心切的蔡元培從此心裏就有了這個不同一般的文學青年。後來他在《新青年》上又看到胡適幾篇談新文化的文章，對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更是刮目相看。
蔡元培1917年開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當時的北大隻是政府的附庸。從京師大學堂開始，北大一直就是一個官方性質的機構，它與皇宮僅一牆之隔，這決定了它的性質與國外教會創辦的學府有著根本的區別。蔡元培接手北大時，教授們都在政府部門做官，學生們對於在課堂學習知識與真理，也完全沒有興趣，他們進入學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像老師那樣，做一名官僚。蔡元培從來到北大的那一天起，就抱著改變北大的辦學目的，他認為大學不是一個職業培訓中心，大學是一個追求真理的地方，是國家與民族的思想庫。他在就職演說中說：“把人格培養作為大學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為了完成這個重要的任務，他必須尋找強有力的助手，他選中了胡適與陳獨秀——所以新文化運動以北大為中心實在是再合理不過的事。
胡適、陳獨秀此時聲譽鵲起，但問題是陳獨秀當時連個文憑也沒有，屬於自學成才——蔡元培也不管那麼多，正式致函教育部，請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報告後麵附有陳獨秀履曆一份：
［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牌匾］
陳獨秀，安徽懷寧縣人，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
教育部果然批複了北大的任命函，為了讓教育部順利批準對陳獨秀的任職，蔡元培甚至給陳獨秀偽造了假文憑，履曆中所附的所謂的“日本東京大學畢業證書”是假的。蔡元培隻是看中陳獨秀的才華，對學曆文憑倒並不在意。陳獨秀做了北大文科學長後有點三心二意，雖然他主持的《新青年》炙手可熱，但他顯然對政治更感興趣，而且在私生活方麵也不斷被人指責，後來胡適便取而代之。
［胡適與蔡元培合影］
［胡適在北大］
胡適在北大第一次授課講的是《中國哲學史》，第一章就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以《詩經》作時代說明，拋開夏與商，直接從周宣王講起——這一個開頭簡直是石破天驚，哪位老師這樣講中國哲學史？幾個“刺頭”學生傅斯年、顧頡剛甚至要找他麻煩，將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胡老師轟下台。可是一個星期聽下來，傅斯年和顧頡剛碰了頭。傅斯年說：“他講得的確不差，有眼光、有膽量，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曆史家。”傅斯年叫來更多別的係的同學來聽課，後來學生們一致說：“他這一條路是走對的，你們不能鬧。”這樣的好老師誰會起哄鬧他？學生們都服了他。
［1930年的胡適］
對於胡適在北大的言行，許多舊官僚、舊學派根本看不慣，林琴南就是其中一位，他喋喋不休地指責胡適“僅僅以白話文藏拙”。蔡元培對胡適十分偏愛，凡涉及到別人對胡適的不實之詞，他總會站出來反擊：“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其後在“美國新聞家文藝學會招待會”上，他又發表演說高度讚揚胡適：“最近五年，北京大學的教員，有竭力提倡白話文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就是哥倫比亞畢業的胡適氏。”給胡適奠定了學術地位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也得益於蔡元培先生，此書稿完成後受到廣泛的懷疑，甚至沒有出版商願意出版。蔡元培認定這是一本好書，反反複複地鼓吹這是一本難得一見的著作。在他的遊說下，商務印書館勉強接收，卻並不看好，隻付了胡適區區30元版稅。沒想到書出版後轟傳一時，麵世三年再版七次，實屬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