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頓壽宴吃得索然無味，臨別時蔣介石送胡適出門，對他說：“我要你到美國去，不要你去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什麼，都不要你去做，我隻要你出去看看，將來我們會用得著。”胡適衝蔣介石點點頭。幾天後他來到上海，送江冬秀與傅斯年之妻同船去台灣，而後他轉身赴美。一直到1950年6月，夫婦倆才再一次在紐約團聚，然後開始長達9年的寓公生活。
［胡適正是從公和祥碼頭出國，隻身去美國的］
紐約是世界級的大都會，作為大使的胡適曾在這裏風光一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演說或宴遊都成為報章電台的新聞。可是風流散盡江山更改，年老時歸來多少有點落寞淒涼——這是胡適一生中最暗淡的歲月。東城81街104號是他從前租住的小公寓，在這裏他曾經度過窮學生的青澀時代，沒想到到老了又重回舊地，依舊是燈紅酒綠的紐約，但他看起來十分陌生，他的心情灰暗到了極點。有一天站在窗口眺望灰蒙蒙的紐約城，忽然無比絕望，拿起電話撥通了國民黨政府駐美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會見任何政府或政黨要人。掛掉電話他回到書桌前，拿起那本線裝的《水經注》，他打算從此遠離政治作他的學問。
［在美國做寓公的胡適］
［麵對人生風雨，胡適始終微笑麵對］
封閉自己是可以的，逃避現實也是可以的，但是生活是最實際的，問題很快接踵而至：沒有經濟來源讓他的日子過得十分窘迫，江冬秀乃一鄉村女子，沒有任何生活能力，來到美國語言不通，又不會開車，連探親訪友的機會也沒有，日常除了打麻將，沒有別的消遣。這可苦了胡適，一向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現在一日三餐要自己打理，而且連生活費也常常沒有著落，那種日子過得有多狼狽。江冬秀每天吃罷早餐就叫上幾個流亡太太來家裏擺圍城，心情好時就煮一鍋茶葉蛋讓胡適吃一天，心情不好或輸了錢，茶葉蛋也不做，胡適隻好親自上陣，外出采購柴米油鹽，然後回來煎炒烹煮。為了省錢，鍾點工也不請，洗碗刷鍋掃地抹桌，全他一人包了。當然家裏也沒車，出門采購就坐公交車，常常在車上擠得東倒西歪。有時家裏沒人來搓麻將，江冬秀在家閑得無聊，還要發脾氣，砸鍋摔碗的事情也做過。胡適小心賠不是，然後四處打電話幫她聯係麻友——江冬秀手氣好，盡贏不輸，後期家中日雜開銷全靠江冬秀贏錢來支付，難怪小腳女人脾氣看漲。
有一次胡適學生唐德剛過來看望老師，到吃午飯時看到胡老師端來一盆茶葉蛋，他心裏非常難過。後來唐德剛說：“胡適老師惶惶然如喪家之犬。”——足見其困頓與頹唐。
［胡適與江冬秀在美國］
(三)
1956年12月17日，胡適在紐約悄悄過了他的66歲生日，當天到場祝壽的朋友20多位，胡適端起酒杯說：“希望我們大家能在不久之後回返自由大陸，重建殘破家園。”江冬秀聽得這話挖苦胡適：“做你們胡家媳婦真要命，在海上跑來跑去。”胡適說：“你祖父當年發誓不把子女嫁給我們績溪人，可是還是將你嫁給了我，真是活該，活該!”
［樂觀的胡適先生］
［江冬秀與胡適在一起］
胡適說出這番話顯然是有備而來，自來美國後，他一直“不舒服”，“煩躁不安”，大病一場之後，甚至提前留下遺囑，讓身邊來往的朋友十分吃驚。似乎感到來日不多，他鐵下心要回到台灣去，對好朋友趙元任說：“我有一點小小的積蓄，在美國隻能活二三年，如果在台灣，則可以坐吃十年還有餘。台灣更吸引我，大陸搬遷過去的曆史語言研究所裏那些書對我更適用。”他打算定居在台北郊區，自己造一幢房子，幽居下來潛心作學術。蔣介石知道後，表示願意從他的著作《蘇俄在中國》的版稅中撥款建屋一座贈於胡適，並電任胡適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原計劃中“中研院”區域裏的那座房子追加撥款20萬，建成一座占地50坪的小洋房，給胡適居住。胡適表示他隻要一個學人的私人住房，而不是中研院院長的住宅，他馬上寄去2500美元作為住宅建造費。
1958年4月，胡適自紐約啟程返回台北，江冬秀什麼都要帶走，包括那張破舊的雙人木床，胡適勸不住她，隻好同意。結果那張木床從紐約運到台北讓搬家工人吃盡苦頭，所需的工錢能買上好幾張這種廉價木床，而江冬秀不依不饒，就是認為這張木床好，隻要看到這張木床，她倒頭就能睡。不久後爆發的《自由中國》雷震案讓他與蔣介石隱藏多年的衝突公開化，這是一代學者與政治強權的分歧所在。
［《自由中國》創刊號］
自當年留學美國接受了西式民主之後，美國式的自由與民主精神一直潛伏在胡適的血脈之中，早在離開大陸赴美之際，他在海輪上就決定要在台灣創辦一份自由主義雜誌——《自由中國》，並草擬了刊物宗旨：向全體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督促“政府”革除弊端，把台灣變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會。輪船在美國檀香山停泊期間，胡適發了一封信給先期到台灣的“國民大會”副秘書長雷震，將擬好的《自由中國》刊名、宗旨一並寄上。後來胡適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民主和極權的衝突》一文，胡適說：“民主生活的本質‘是個人主義的’，民主傳統是由一般愛好自由的個人主義者聯手創造的，這些人重視自由勝過他們的日用飲食，酷愛真理，寧願犧牲他們的性命”，與此相反，極權主義“根本不允計差異的存在或個人的自由發展。它永遠在設法使全體人民，適合於一個劃一的範圍之內”。後來他在《自由中國》創刊三周年時發表講話時說，“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論自由”，他認為“單單在憲法上有保障言論自由的規定是不夠的，我們還須努力去爭取，如果我們不去爭取言論自由，縱使憲法賦予我們這種權利，我們也是不一定會得到的”。
胡適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生命最高準則，一直以《自由中國》為陣地爭取言論自由，當台灣軍政當局下令逮捕《自由中國》全體編輯人員時，胡適撰文說：“壓製《自由中國》是台灣政治最大的恥辱。”以後幾年中，他不斷給《自由中國》撰寫政論，要求國民黨開放輿論自由，規勸當局“當政的人，應該努力培養合法的反對，合法的批判，這樣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無慚愧”。這些言論讓一黨專製的國民黨當局如芒刺在背，但是鑒於胡適的聲望，他們又無可奈何，隻好隱而不發，轉而拿雷震開刀，開除了雷震的黨籍。
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70歲生日，《自由中國》特別出版“祝壽專號”，批評蔣介石大權獨攬，要求國民黨限製“總統”權力，實行“責任內閣製”，取消軍隊中的國民黨組織——讀者反響強烈，雜誌再版11次，發行100萬冊，這一下大大觸怒了蔣介石，一場圍剿《自由中國》的行動在台灣島鋪天蓋地展開。胡適明白這不僅僅是一本小小雜誌的存亡之爭，更是文明包容的文化與落後專製的封建暴政的觀念之爭，也就在這場紛爭劍拔弩張之時，胡適回到了台灣，與雷震一起進行了更過火的行動，籌建“中國民主黨”——這其實是胡適一貫主張：在台灣成立一個反對黨，以便彼此製約。1960年，在得知蔣介石連任“總統”後，他發表了《蔣總統如何向曆史交代？》一文，接著又發表了《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蔣介石大怒，以涉嫌叛亂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胡適更是怒火中燒，不顧朋友勸阻，對記者發表了義憤填膺的話：“太失望，太失望，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11年來雷震辦《自由中國》，已經成為自由中國言論的象征，我曾主張應為他們造銅像，不料換來的是10年監獄，這是很不公平的!”
［1958年，胡適抱著孫子胡柏堂在家中］
胡適說最後一句話後，在麵前桌子上猛擊一掌。
(四)
胡適回到台灣的幾年，一直處於輿論中心，一會兒批胡，一會兒保胡，一會兒棒胡，一會兒又捧胡。就在一片汪洋之中的風口浪尖，一個年輕的身影異軍突起鶴立雞群：“東風來了，來自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民國六年的9月裏，北京大學來了一個26歲的新教授，蔡校長仔細看了看他，然後露出高興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了他最需要的酵母，他立刻喜歡了這個‘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輕人……北大添進了新血液，北大開始蓬勃了!”
說這話的，是和當年的胡適有幾分相像的年輕人，他叫李敖，他界定胡適的真價值是：“我們隻消肯定他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民主憲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我們就可以‘論定’他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貢獻了。”這篇文章標題叫《播種者胡適》——這個胡適曾寄錢給他買褲子的年輕人，這個自稱比胡適還了解胡適的年輕人，因為胡適在他心田裏播下民主與自由的種子，他最後長成一株蒼天大樹，成為台灣的另一個胡適。
胡適和李敖成為忘年交。晚年的胡適與年輕時的胡適一樣，喜愛交朋結友，他的朋友有作家教授，也有販夫走卒——曾經就有一個賣餅小販叫袁瓞，售餅之餘還愛讀一點書，喜歡與人討論英美的政治製度到底哪一個更好，一直得不到滿意的答複。於是，便貿然寫了一封長信，向大學者胡適請教。
［胡適贈李敖的語錄］
［晚年的胡適先生］
胡適接到這封信，知道他是一位小販，做得雖然是小得不起眼的芝麻餅買賣，眼光卻越過裝芝麻餅的鉛皮桶，放眼全世界，他十分感動，何況問的又是胡博士最熱衷的英美政治問題，他就更加開心，便親筆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你提出的問題太大，很慚愧，我不能給你一個滿意的解答，我隻能說，你說的英國製度和美國製度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你信上敘述的那個‘杜魯門沒有帶走一個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爾在1945年離開頓寧街10號時沒有帶走一個人是一樣的。我很自豪，在我們這裏，有一個賣芝麻餅的，每天背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裏偷閑，關心國家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製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隻這件奇事，已足夠使我樂觀，讓我高興——如有我可以幫你的小忙，如贈送你找不著的書之類，我一定很願意做。”
從此，賣芝麻餅的小販便成了胡適博士的朋友，有一天他邀請袁瓞到南港的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帶來的一個手巾包打開，裏麵是10個芝麻餅，黃燦燦的，散發著烤芝麻的清香。他把芝麻餅捧到胡適麵前，胡適笑眯眯地拿起一個便吃，嚼得咯支咯支響，臉上現出近幾年來少見的歡愉，一老一少聊得暢快，隨後又談到幼年生活。胡適說他喜歡遊泳，可是鼻孔裏長了一個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聽了覺得很巧，告訴胡適說，他的鼻孔裏也長了一個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適聽他這樣說，便立即給台大醫院的高天成院長寫了封信，說：“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療費由我負擔。”胡適盡管並不像人們傳說的那樣富有，甚至連自己看病為了省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誠心給一個好學的年輕人以幫助，足見他一向樂善好施。
胡適一直記著這位小販朋友，最後一次心髒病複發住進台大醫院時，江冬秀拿了一個芝麻餅送到胡適病房，說：“我給你吃一樣東西，這樣東西，我相信你沒有吃過。”胡適一看是芝麻餅，便笑了，說：“我早就吃過了，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做的。”到底是書生，他太天真了，他以為那麼大的一個台北市，所有的芝麻餅都是袁瓞一個人做的。
［胡適去世後，江冬秀在他的遺體旁痛哭失聲］
就在這次出院後不久，“中研院”第五次院士會議召開，那時候台灣節氣已過雨水，到處春光明媚，胡適極其罕見地身著飄逸長衫、滿麵春風來會見新當選的院士，並致熱情洋溢的祝酒辭。晚上6時30分，賓客陸續退場，胡適保持著一貫的君子風度，站在客廳門前與友人一一握手告別。就在這時候，他的心髒病突發，麵色蒼白地在眾目睽睽之下倒在地上，倒在這個被李敖稱為“睾丸”的海島上。
［胡適塑像］
［胡適在台灣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