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世紀的文學噩夢中醒來
這決非我的誇大其詞。我們都知道，從二十世紀(甚至更早的時候)開始，人類的善好像就從作家筆下悄悄地退場了，惡--不是法律意義上所理解的惡，而是哲學意義上所理解的陰冷、無力、黑暗的絕望狀態--反而成了作家們關注的基本的日常現實。甚至可以說，惡是二十世紀文學最重要的精神母題。而與惡的母題相伴而生的，是罪，陰冷，恐懼，變異，絕望，死亡……是它們，最終勾銷了人類存在的價值和希望。我們可以舉出一大批作家的名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繆，魯迅，還有當代的餘華，殘雪，這些人，都通過
對惡的洞察和書寫，深邃地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絕望限度，並讓我們領會到了文字所傳達出來的透骨寒冷。
惡和絕望最重要的書寫者卡夫卡曾經哀歎:“我雖然可以活下去，但我無法生存。”
轉引自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修訂本)，277頁，上海三聯書店，2001。這是一句經典的歎息。它把“活著”和“生存”區分開來，是為了找到探查人類存在的新的道路。--“活著”指向的是庸常的過日子哲學，它的背後可能蘊含著苟且;但“生存”所要追索的卻是價值的確認，存在的承擔，以及對幸福的向往。“生存”是自覺的、產生意義的“活著”。但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魯迅等人，幾乎都不約而同地看到了橫亙在生存途中的致命障礙--惡。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一書中，對惡是如何成為生存的基本事實的，有著精彩的論述。他說:“惡是人生在世的基本問題。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樣讓生命退出曆史時間，生命不可能不沾惡。任何一種嚴肅的思想、一種真正的哲學，都不可能不認真對待惡。”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修訂本)，336頁。
“無處不在的惡勾銷了人反抗惡的能力，迫使人要麼對惡袖手旁觀，要麼成為惡的造作的參與者或受害者。隨之，人被迫漂流於無意義的生與死之間，沒有任何現世力量可以接濟人進入純淨的世界;……在日常的惡中生存就是崩潰。”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修訂本)，343頁。卡夫卡、魯迅和早期的餘華等人的寫作，都證實了劉小楓所說的，正是二十世紀的作家所共同麵對的精神困境。尤其是卡夫卡，他的一生都在試圖尋找一種力量來對抗惡，但他最後也不得不承認，找不到這種力量正是人的不幸的本質。卡夫卡還把這樣的不幸稱之為“普遍的不幸”。麵對著惡這種巨大的勢力，人的無力性就昭然若揭，人根本沒有力量把惡趕出這個世界，因為人本身就是世界的惡的根源。卡夫卡的絕望正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