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中，親緣關係則是將各種功能“一鍋煮”，熬成“一鍋粥”，經濟、政治、文化、倫理、社會意義無不混淆在這一鍋粥中，再加上“文火”慢慢熬製，因而更是難以分辨出此中麵目。因此，離開親緣關係談中華文明幾乎是不可能的。
親緣關係及安土重遷的性格，構成了中華文明基因的雙螺旋結構。
文明的胚芽時代，率先要解決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便是親緣關係。人類從其他動物中分離出來的顯著標誌，在我看來，尤以“發情期”的消失最為緊要。其他動物都有明顯的發情期，而人則不然，可以說人是一種四季發情的動物；同時人類也是所有動物中撫育期最長的動物--這兩個特征，使人類的群體生活和家庭生活成為可能。因為“發情期”的消失，使穩定的男女伴侶生活成為可能，而人類幼體的長久撫育期，又使穩定的群體生活變得極為必要。這恐怕是所有人類文明的生理學動力。但是文明的多樣性，正是在這種最根本的基石上顯示出了差異。在文明演進中，中華文明不斷地強化著親緣關係的重要性，前麵已有討論。
文明進化的競爭中，優勢文化的擴張性往往轉化為曆史敘事的獨占性。如果說夏商兩代仍是並列的地域族群文明單位的話，那麼周建立起來的“天下世界”，則是普世的、超越族群的。周繼承的文字係統和周代建立起來的朝代譜係--夏商周，也就具有文明譜係的意義，進而形成文明與野蠻的分野。
探尋文明演化軌跡的難度，並不在於曆史上盛極一時的群體的烙印，而恰在於那些與強勢者競爭中的失語者的麵目，這也許符合後現代主義者“話語霸權”的解釋。他們的形象也許隻存在於強勢文明的陪襯或注釋裏，其“真麵目”可能早已全非，這恐怕也是單方麵交流文獻不可靠的原因。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敘述者的角色本身已經開始滲入了敘述的對象中，敘述對象逐漸成為了敘述者理想訴求的對象或者著意挑剔的藍本，從而遮蔽了在競爭中失敗的群體之本相。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