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直先生在討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時，提出過一種理論，他認為中國文明“國家”的形成與西方完全不同，它並不是氏族組織瓦解、階級關係形成的產物，而是族群人際關係變化的產物，社會內部的分層是按血緣親族的線索展開的，最後在邏輯上發展成周代以血緣關係為核心的宗法製度組織國家，即“家”與“國”合一的“家天下”現象，而這一現象的根源即在親緣性土著族群的連續性與族群之間的權力控製。在此情勢下形成的政治控製模式，即為“一個嚴密的上級控製係統”。
既然帝王代表著天下臣民的利益，社會又是以血緣為核心組織起來的、沒有階級分化的橫向社會組織，那麼，以親緣倫理組織帝國官僚也就成為首選，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親緣關係轉化為政治原則，成為絕對垂直的上下控製模式--帝王處於控製等級的最高層，這種上下的從屬關係是一級一級傳導的，“君臣一倫不一定是指國君和臣下，凡是臣屬的關係都可以君臣稱之……最尊貴隻有天子一人而已，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下卻有無數臣屬關係，各自為君為臣。”在等級倫序中處於強勢的一方，對弱勢者具有絕對的支配權--不僅是下屬財產的支配權，還有對其人身支配的權力，甚至還控製著臣屬人格裁斷權力；對於比他更強勢的上級控製者，他自身也處於被支配的地位。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賢，是 人之三不祥也。 （《荀子·非相篇》）
處於這種角色中的個人，人格總是處於分裂狀態，既有主子的放縱與頤指氣使，又兼具奴才的謙恭與溫順馴服。他常常處於矛盾的兩極之中，兩副嘴臉轉換圓融無礙--在強勢威懾下溫馴之極，而在弱勢麵前囂張得很。由於規則與製度的品質決定了該體係內的個人品性，在君主專製體係中，官僚又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這一製度的品質，因此為了理清這一脈絡，下麵主要從帝國的官僚係統來展開分析。
官僚機構及其組成人員，所要解決的隻有“道德”問題，而道德問題的精義，又在人倫問題，即辨明“老子兒子”的問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