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製的成功建立和運行，其第一要務即在於徹底消滅對君王可能的挑戰，“他們使用的就是那些不公正者、不節製者和奴性十足的人”，天下之人都已經成為帝王構建輝煌人世秩序之磚頭瓦塊而已。洞悉聖王之治秘密者如範蠡、張良輩都紛紛在君王的爪牙還未伸出時，即主動逃避，隱身江湖；然而到了皇權巔峰時代，則是逃無可逃、不死奈何。朱元璋立國之後，殺盡功臣，即使有心隱退的劉基也沒逃脫朱元璋的追殺，正史記載中做帝王刀下的冤魂多矣！信如魯迅所說：
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截了當的說法在這裏：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不過，）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
確實，“製度本身就是有品格的，政體決定並塑造了社會的性格”。這也就難怪晚清出使歐西的使臣見到歐西的政治運作與社會組織而感慨萬千了：
一介之士，雖執業微賤，苟能學成專門，皆足以抗顏宰相之前而無所恧（n ，慚愧）；蓋其執藝平等，而非以爵位之貴賤論也。進而論之，則今日文明諸國之政治，皆吾國所固有也，莫不有其真相焉。
（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自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