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矯詔賜蒙恬及扶蘇死，扶蘇說：“父賜子死，尚安敢複請？”在那個時代，君對臣、父對子都是有生殺權的。然而當帝國一旦發展到完全控製生殺權時，便不容許任何一個人隨意殺人，父親對兒子也不能例外，他可以撲責兒子，但不能殺死他。《白虎通德論》雲：“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北魏、唐、宋時，不問理由如何，殺死子孫者皆處徙罪。元、明、清的法律則寬容得多，父母並非絕對不得殺子孫，除了故殺並無違犯之子孫外，子孫有毆罵等不孝行為，被父母殺死的，可以免罪，但並不是說沒罪。
父母對於子孫倫理上的權利受到帝國政府的支持。《論語·子路》有一則記載說，一個人偷了別人一隻羊，而這個人的兒子非常正直，向官府告發了他。對此，孔子以為：“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此中矣。”所謂“親親得相首匿”，“（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而“不孝”則在帝國律法中屬於“十惡不赦”之列，“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闕；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
其次在財產處置方麵。對一個家庭來說，所有財產是一個整體，必須置於家長的控製之下，這是小農家庭的處置財產原則而家庭規模可以不論大小。《禮記·坊記》稱：“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禮記·內則》則強調：“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曆代王朝都對家庭財產處理方式嚴加規定，禁止卑幼不經家長許可而擅自動用家財。不僅財產，連子女的人身也被視為父親之私產，父親可以將他們典質或出賣與人；子女的婚姻也必須由父母的意誌決定，子女的意見是無需考慮的。在這樣的財產製度安排當中，財產的支配權力完全是以血緣原則來進行安排的，不可能有清晰的權利與義務的邊界性規範。因此，在傳統的律條當中，這個部分是徹底缺失的，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就是因為沒有可以依恃的標準。家庭事務糾紛往往陷入紛繁的糾纏當中，直至“一鬧二跳三上吊”。帝國王朝也就是個大家庭，所以呂後、武則天殘忍殺人並非她們人格有問題，而是製度使然，不過是“一鬧二跳三上吊”的王朝版本罷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