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則是家的擴大、家庭的聯合。家族之所以成為普遍的社會組織方式，雖有南北、東西、廣大地域上的差異，但他們強調的是一個共同的精神，嚴密的血緣認同，行使共同的儀式：祭祖，表達同樣的人倫原則--孝悌，體現共同的經濟觀念--家庭為單位的共財和多子繼承製。家族既是個人安全的保障，也是個人成功的根基（有人說帝國權力的強悍徹底消除了家族的生存空間，換個角度說，帝國的權力表達就是家庭結構的帝國版）。因此，明確血緣乃首要之務，以純化父係血統最為重要，所以族譜所載之族規族法務詳及此點，特別強調“禁嚴嗣續”。
嚴宗法，一切雋子螟蛉，既非祖宗一脈相承，其何由奏格在天之靈，業已不得入譜，況可入祠祭乎。
意思是要收養孩子，也不得收養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麵對這種強調血係延伸的族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是很嚴重的，這也是家族所看重的，那如何處理其間的矛盾呢？為保持血緣的純潔，自然對此有諸多規定，家族原則如此強調純潔血緣，嗣子應盡可能在與被繼承人同宗範圍之內選擇。同宗之內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嗣子人選，方許在同宗範圍之外尋找，但必須在被繼承人屬同姓的範圍之內。同時，為了避免家族內部代與代之間關係的混亂，選擇嗣子，必須在輩分低於被繼承人的侄輩中選擇。帝國的法律對此作了詳明規定。《唐律》第157條：
諸養子，所養父母無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無子，欲還者，聽之。即養異姓男者，徒一年；與者，笞五十。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聽收養，即從其姓。
在追求靜態穩定的帝國時代，一個人的地位和一個家庭的地位都是不穩定的，驟貧驟富、大起大落的現象也十分平常，一些人突然發跡，一些人突然破產。豪門大戶乃至公侯卿相，一旦失勢，則家資蕩然；另一方麵，科舉製度作為出仕做官的最佳途徑向全社會開放，特別是嚴密的科舉方法，如糊名法，專門請人謄錄試卷，以免作弊等等，保證了科舉製度的公正性，從而使隋唐以來的科舉製更加嚴密，赤貧之家，一朝舉業有成，頓時顯貴，業商之賈亦能通過商業活動獲得成功。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那些舉業成功者和經商致富者，最感榮辱興衰之無常，為其後代考慮，就很有必要組成有效的家族形式；他們對此非常熱心，大量購置族田、祭田，修族祠、建義倉、興塾學，為整個家族發展奠根定基。一個經營商業成功的家族，深知商業活動對官方的依賴，帝國政府對財產權的模糊認定，使他迫切希望通過科舉，光大門楣。因此，興辦塾學，培訓族內子弟，為那些科舉的後備者提供條件。這也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子孫，甚至有時是為他自己能夠有後代享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