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私的角度看，官員也樂於利用職業經紀人來幫助他們搜刮處理錢財。前麵說過，官員富貴的特權不是僅僅靠俸祿就能實現的，特別是像明朝那樣的公務員低薪時代，富貴需要一個從理論到現實的“轉化”過程，而這個轉化又是同官員的道德品性相對立的，況且，行賄、受賄這些官場“陋規”，如操作不當，還很可能成為官員的把柄。凡此種種，官員應該反複權衡過，因此，從私利的角度看，他們也願意利用“職業搜刮經紀人”來減少風險。這樣，票莊自然就成為官員公款存儲、私人款項打理、行賄受賄等搜刮錢財的最好“橋梁”或者是“緩衝倉庫”。有的官員甚至把至關重要的稅收事務也委托給票莊，自然是看中了其中的好處。
商人自覺轉化為官員的“權力掮客”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收益，所以商人也主動向官僚隊伍靠攏、交好。在那個時代，商的地位連農都不如，更何況是與帝國的第一梯隊--“士”打交道。為了拉近與高高在上的父母官的關係，還要對自己進行全方位的“包裝”，從穿著打扮、談吐舉止到身份門楣。據記載，山西票莊為了結交官府，北京及各省會的經理，往往選用文雅幹練之人；老板同督撫及各部官員打交道，進府走部，必須穿戴頂翎袍褂，因此不少經理紛紛“成為”或“被成為”舉貢生員；有時總號要替分號老板捐官（拿錢買個無實職的官銜），以便同官府打交道，以包攬生意、求得庇護，這與今天某些企業家利用各種關係去謀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一樣的道理。
小注：
政治權力掌控了所有的資源，與政治權力進行交易便能謀取暴利。與山西票莊相類似的是晚清時期在浙江杭州的胡雪岩，時稱紅頂商人，被視為近世以來最成功的商人典範之一。本書以材料更為豐富的山西票莊作典型進行分析，是因為票莊不是單獨的個人經營行為，而是典型的組織化、金融化的嚴密權力營運機構。
左圖山西票號的銀票，右圖：票號存兌銀票
【圖片說明】不要小看了這張銀票，銀票的命運與大清帝國的命運息息相關。而商人與官員的命運息息相關，或者說商人隻是帝國政權的依附者，“權力掮客”是他們最好的角色定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