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義的國家與正義的人
《理想國》的一條基本主線是在討論世界上有沒有正義。如果有，那什麼是正義。柏拉圖認為可以從城邦的正義來看個體的正義，一個正義的城邦，其中人也是正義的。然而，這種推論並不符合邏輯和經驗。城邦和個體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城邦的正義就能夠推導出個體的正義嗎？我對此深表懷疑。
《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這部取材於真實案件的電影非常深刻地說明了這個道理。理查德·朱維爾作為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爆炸案中發現炸彈裝置的保安，被全世界熟知。當時他迅速采取行動，拯救了無數生命而成為英雄。但幾天之內，情況就急轉直下，聯邦調查局認為他是想成為英雄，所以故意安放炸彈、賊喊抓賊。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下，理查德·朱維爾瞬間從英雄變成十惡不赦的歹徒。他向獨立律師沃森·布萊恩特尋求幫助，堅定地宣稱自己無罪。
然而，在為理查德·朱維爾洗脫罪名的過程中，沃森·布萊恩特發現自己對抗的是強大的辦案機關。因為媒體已經大肆宣傳FBI懷疑理查德·朱維爾是罪犯，假如他不是罪犯，就會顯得FBI辦案能力太差，所以FBI不願向人們承認他們沒有證據，他們不惜違背法律程序，不斷設置圈套，一定要逼理查德·朱維爾承認他根本沒做過的事。
88天後，FB
I才正式宣布不再將理查德·朱維爾列為爆炸案的嫌疑人，但是他的一生已經被毀掉了。2007年8月29日，理查德·朱維爾死於糖尿病並發症引起的心力衰竭，享年44歲。他的母親認為，事件帶來的壓力導致了他的早逝。
法治一方麵要維護社會秩序，另一方麵又要防止維護社會秩序的權力異化成社會秩序的破壞力量。《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提醒我們，不要把執法機關的光環投射到執法人員的身上，作為個體的執法人員，他們內心依然有幽暗的成分。一個人並不會因為從事正義職業就自然變得正義，情況可能恰好相反，人性的幽暗往往會給正義的事業蒙上灰塵。也正因為如此，執法人員的權力必須受到法律嚴格的約束——權力假使不被關進法治的籠子裏，它必然會放大人的自欺與幽暗，假正義之名行邪惡之事。在人類曆史上，這並不鮮見。
總之，在現代社會，刑法不僅要懲罰犯罪，也要約束懲罰犯罪的權力本身，即便執法機關是正義的化身，這也不意味著執法人員就是正義的代表。如果刑法隻強調懲罰犯罪，那麼“刑法”遲早會淪為辦案人員的“想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曆史悲劇就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