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種種事實，都表明顧鼎臣並非碌碌無為、隨波逐流之人，因而非常具有研究的價值和意義。筆者希望通過客觀紮實的史料梳理，將顧鼎臣置於原本的曆史語境之中，盡力揭示每個曆史細節所能指代的含義，從而能夠考察其行為真實的曆史作用與影響。通過對顧鼎臣的個案研究，試圖對明代中期的政治與曆史有更加客觀、深入的認識。
在逐步研究的過程中，筆者越來越發現顧鼎臣在言論和行動上，表現出一種不計較個人名利的超脫，同時也交集著一種積極關心家族、桑梓乃至國家現實的使命感。而這兩方麵表現的融合統一，恰恰是中國傳統士大夫修齊治平精神思想的表現與實踐。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的重要過渡時期。明代世家大族衰落，科舉繁盛，商品經濟發展，傳統士大夫的倫理觀念在社會變革前開始出現動搖和衰落。顧鼎臣在這種曆史背景下，仍舊堅持著士大夫的傳統精神修養與抱負，在當時的政治與曆史環境下顯得尤為格格不入，根本得不到當時及今日曆史研究者的同情與肯定。
從這個角度出發，對顧鼎臣的研究則更加具有典型價值。顧鼎臣的家庭屬於世家旁支，家族中仍保持著對傳統價值的堅持，而其本人又屬於新興科舉新貴，在傳統家庭和科舉進學兩方麵的教育背景下，顧鼎臣可謂具有雙重身份。這兩層身份將如何統一，如何指導其在朝中的言行，是貫穿顧鼎臣研究的整條線索。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是傳統士大夫對於入世和出世的普遍看法。顧鼎臣的一生，也恰好十分巧合地經曆了消極避世和積極用世的兩個階段。對這兩個階段進行分析，又可以進一步認識在政治環境變化時，傳統士大夫如何協調理想與現實、情操與事功、國家利益與個人聲名之間的關係。
在顧鼎臣政治生涯中，在其平步青雲的十餘年中，發生的最重要的曆史事件莫過於“大禮議”。有關“大禮議”的曆史解釋，大體可以劃分為典型兩種：其一，為曆史進步說，即從經濟發展的視角，認為“大禮議”是新勢力革新落後迂腐舊勢力，給明朝帶來了進一步繁盛；其二，為封建君主專製說，則從西方現代政治學的立場，對中國古代皇權政治曆史進行批評。此觀點將中國曆代王朝視為封建君主專製的產物，而對皇權的批判便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對於“大禮議”，此觀點的秉持者對世宗的批評尤甚，認為世宗此舉充分顯示出君主專製的傾向，從而進一步加速了明朝的滅亡。當時“大禮議”的支持派，也被認為是居心叵測、欺下媚上的小人，同樣受到了嚴厲的道德指責。
這兩種觀點，無一例外受到“五四”以來的西方現代學術思潮影響。事實上，中國傳統政治的複雜性就在於此，它一方麵以“修身”為最基本要求，強調士大夫所具有的道德性；而另一方麵，又以政治事功為目的，強調最終的結果。換言之，即要求目的與手段的統一，這是判斷士大夫是否合格的標準之一。作為古代史的研究者，我們同樣不可忽視這樣的評判標準，才能更客觀真實地看待曆史事件，分析曆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