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在明代史研究者麵前的路其實並不多，尤其通過現代性的合法邏輯，我們必然要與傳統政治的視野分離，20世紀的新史學運動之後，興起了兩個主要的研究趨向，或從社會史的角度，通過經濟社會進步論證，為史學研究尋求新的視野；抑或從現代政治的視角，通過與傳統政治割裂，從而找到另一條史學寫作的合法途徑。當這兩種現代性的觀念成為了史學工作者的潛意識的時候，他們會自覺將自己的視線調整與此兩種觀念同步，以期史學研究能夠擺脫傳統史學的束縛。
處身現代史學中的明史研究自然也不會例外，無論是民國時期老一輩的明史研究者，還是21世紀湧現出的新一代明史青年學者，也都依從現代史學的步伐，將現代性的視野融入到明史研究之中。前者如從日本政法大學歸來的孟森先生，在《明史講義》中，雖形式還是傳統的，但治史的視野卻是現代的，通過對於明代皇權政治的批評，孟先生為之後的明代政治史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即通過現代政治的視野對明代政治進行研究。而後者如胡吉勳博士對“大禮議”的研究，通過對時局人事變動的探討，認為明世宗為了達到自己個人的目的所施展的一係列舉措，加深了帝製時期皇權不可挑戰這樣一種政治倫理在朝廷中的影響。這一結論與孟森先生對明代政治史的評價基本一致，也證明在政治史研究中，通過現代政治視野對明代政治進行研究已經成為了不言自明的傳統。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辯後，對於中國曆史進行社會經濟史研究也就逐漸成為了史學研究的主流，而作為晚期封建社會的明代，其的重點還不僅僅限於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研究，而且在資本主義萌芽、日本前近代經濟社會史研究的影響下，對商品經濟社會的研究也不斷成為明代史學研究的重點。在這個背景下，將經濟社會發展作為衡量明代社會的標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通過這一標準，田澍先生將“大禮議”中張璁、桂萼等人判定為社會革新力量，通過這一角度對“大禮議”進行討論。
這兩種正統的現代性曆史觀，對明代史學研究而言幾乎是交叉式進行的，也就是說，對於明代政治史研究一般會采取現代政治的角度，而對社會史則會采取經濟發展的視野。因為現代研究的專門化，這兩種導致不同結論的做法也不會產生實際上的衝突。然而，分科並不意味著明代史學研究的這兩種視野不會產生碰撞。在“大禮議”這一問題上，它們便產生了具體的碰撞。政治史研究者往往認為楊廷和為首的朝臣，通過“大禮議”事件，限製了皇權專製的蔓延，從而表現出現代政治的品質。而社會經濟史研究者則認為張璁、桂萼等人，通過“大禮議”事件，打擊了封建保守的政治勢力，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社會中的進步勢力。現代性的研究視野在“大禮議”這一問題上，出現了不可思議的對立，在這種研究思路對立的背景下，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它們。
現代性史學所擁有的這兩種視野，都來源於現代的啟蒙哲學運動。這場現代性的反叛運動，最終導致了現代視野與古典政治哲學的分裂。而這種分裂，恰恰是我們對傳統社會心存疑慮的重要原因。因而反思現代史學研究的視野，必須從反思啟蒙運動開始。啟蒙這一概念源自於柏拉圖的《王製》第七卷的洞喻，啟蒙哲人借用了這一形象，從而開啟了現代性社會這一巨大圖景。
在柏拉圖的洞穴中，有一條長長的通道通向外麵，有微弱的陽光從通道裏照進來。有一些囚徒從小就住在洞穴中，頭頸和腿腳都被綁著，不能走動也不能轉頭，隻能朝前看著洞穴後壁。在他們背後遠遠燃燒著一個火堆。在火堆和人的中間有一條隆起的道路，同時有一堵低牆。在這堵牆的後麵，向著火光的地方，又有些別的人。他們手中拿著各色各樣的假人或假獸，把它們高舉過牆，讓他們做出動作，這些人時而交談，時而又不做聲。於是，這些囚徒隻能看見投射在他們麵前的牆壁上的影像。他們將會把這些影像當作真實的東西，他們也會將回聲當成影像所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