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有一個囚徒被解除了桎梏，從洞穴中走出來，因為日光的刺激而覺得眼前金星亂蹦，以至什麼也看不見。柏拉圖認為，隻要有一個逐漸習慣的過程，他的視力就可以恢複，首先大概看陰影最容易，其次是看人或事物在水中的倒影，再次是看事物本身，在夜間觀察天象，之後就可以在白天看太陽本身了。此時他便明白：“造成四季交替和年歲周期的主宰，可見世界一切事物的正是這個太陽，它也就是他們過去通過某種曲折看見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於是他回想當初穴居的情形，就會慶幸自己在認識上的變化而對同伴表示遺憾。他既已見到了事物之本身，便寧願忍受任何痛苦也不願意再過囚徒生活。然而，當他複回洞中，那些同伴不僅不信其言，還會覺得他到上麵走了一趟，回來眼睛就壞了，對“影像”竟不能如從前那樣辨別。他的同伴們不僅不想出去，甚至想把那位帶他出洞的人逮住殺掉。
在這則寓言中，柏拉圖試圖通過形象的比喻將傳統社會比作“洞穴”，而洞底的囚徒則象征著被欲望所束縛的大眾，而在矮牆後生活的則是能夠給大眾帶來影像（響）的君子，走出洞穴接受陽光啟蒙的則是哲人。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裏士多德區分了三種生活：享樂生活、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正好與柏拉圖洞穴中區分一致，也就是說囚徒習於享樂的生活，士人則習於政治生活，而走出洞穴的哲人則習慣於沉思的生活。通過這樣的區分，奠定了古典政治哲學的基礎，也就是古典政治合法性來源於人類心性的等差，因此洞穴成為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古典政治的形象表征。
而走出洞穴的哲人，如果成功地將洞底的囚徒帶出地麵，讓他們享受到陽光的啟蒙，人人皆獲得理性的智慧——這恰恰就是啟蒙哲學家一直堅持不懈做出的努力。為了達成這樣的理想，啟蒙哲人設計了兩套方案來徹底顛覆洞穴的政治倫理。其一，啟蒙哲人認為囚徒因為經濟問題，所以無法享受哲人沉思型的生活。故他們認為當經濟發展，人們可以獲得沉思的閑暇，就一定能夠享受到哲人沉思性的生活。第二，啟蒙哲人又假定當人人皆獲得理性後，就能自己處理自己的生活，不必再接受君子們的指導。既然走出洞穴之後，自由民主是好的，那麼生活在洞穴之中，接受洞穴中階級政治的統治就是不可容忍的。我們可以看出，這兩套方案，恰恰就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現代性史學研究兩大視野的來源。通過現代政治與經濟的角度，重新反思洞穴中的傳統政治。當我們先天接受啟蒙哲學家的方案，才能判定通過社會經濟發展，人們一定能夠獲得走出洞穴的機會，或者隻有打破洞穴的階級統治才能獲得走出洞穴的機會。
上述兩條現代性的方案成為了現代史學研究的兩條重要道路，一旦接受了啟蒙哲學家的方案，那麼就意味著我們已經失去了回歸洞穴政治的可能性。但我們必須反思的是，明代曆史是否依舊屬於古典政治傳統，當我們采取了現代性研究路徑時，是否已經遺忘了他仍然還在洞穴之中的可能性。對於曆史所采取的現代性研究路徑，是否會因此將破壞傳統政治當成曆史的合法性，而將回歸古典政治傳統、維護洞穴政治的穩定視為曆史的反動？
當我們認識不清楚這一點時，就會將錯誤的判斷帶入到曆史研究之中，正如將現代性研究的視野帶入到明代史研究之中。當我們假定明代的經濟社會發展，必然能夠推導出現代自由民主的社會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在晚明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社會財富的激增，也同樣產生了要求打破傳統政治倫理的啟蒙思潮。但是另一方麵我們應該看到，隨著經濟的發展動搖了傳統政治的基礎，而啟蒙思潮的傳播也大大削弱了王朝正統的儒家倫理，但帶來的結果卻是國家行政能力的萎縮，對內對外維持政治穩定能力的下降，以至於對內無法對抗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對外無法抵抗來自東北的女真族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