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他們也曾辯解說，二十世紀前期一些著名的學者也提過“國學”，這該怎麼解釋？
答：那個時候列強頻頻進犯，國運危在旦夕，提“國學”，是一種“在最後時刻自報家門”的淒楚之聲，絲毫不存在借取“國家主義”來實行“排他主義”的嫌疑。最早章太炎他們成立“國學振起社”，時間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和辛亥革命之間，地點是在日本東京，時間和地點的針對性不言而喻。後來，以美國所退庚子賠款辦的清華大學，也成立過國學研究機構。但是，無論是章太炎，還是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他們都知道，學術無界，文化無牆，永遠不能畫地為牢。他們幾位本身的文化結構，更是宏觀全球，博采寰宇，融會貫通，不設邊防。
而且，還有一個因素必須考慮。那時候，新時代的學術研究剛剛起步，連他們這些學者，也還沒有理清楚中國文化的主要來源，章太炎還認為來自巴比倫呢。因此，他們是麵對一大串問號進入的，想為中國文化找出一條依稀線索。這與今天高談闊論的“國學”，完全是兩個麵貌。
問：近年來的“國學熱”，我們北大基本上沒有參與，還算不錯吧？但我們遠遠看去，事情好像越做越過分了。而且因為裹挾著“國家主義”“愛國主義”等因素，讓人很難勸解。秋雨老師，您勸過他們嗎？
答：勸過。有一位企業家曾經興奮地告訴我，他與幾個朋友在郊區開辦了一個“國學堂”，招收不少小學生天天誦讀國學經典，連行為舉止、生活禮節都要仿效古人。我便忍不住詢問：“這些孩子畢業之後，會到哪裏工作？”
那位企業家一愣，但很快就充滿信心地說：“文化學術界的很多專家都向我擔保，今天的社會太需要這些年輕的國學人才，而且越來越需要。”
我說：“對不起，隻有一條出路，那就是到古籍出版社當校對。但我早就打聽過了，那裏已經滿員，沒有名額。”
這就是我的勸說。
問：但是還有很多人著魔。現在已經不隻對小學生了，有的大學還開設了“總裁國學班”，收很高的費用，把那些企業家吸引過去，關上門，拉上厚厚的窗簾，不知在裏邊講什麼。如果是“愛國”，也不必那麼神秘啊！您估計，窗簾裏邊在講什麼內容？
答：毫無興趣。我隻想提醒大家一句，最早章太炎等人提出這個概念時，確有救亡、愛國的動機，但從整體來看，“國學”與“愛國”不能畫上等號。抗日戰爭爆發時，連很多文化程度很低的軍閥、土匪都積極投入抗日，反倒是一批“國學專家”快速做了漢奸，例如羅振玉、鄭孝胥、梁鴻誌、胡蘭成，等等。連五四新文學陣營裏的“國學專家”周作人，也成了漢奸。因此大家看到了，在戰後審判漢奸的法庭上，那些著名的被告都穿著長衫、馬褂之類的“國服”。相反，原來一直被嘲笑為“西裝革履、數典忘祖”的“西派人物”，卻一批批在國際舞台上用英語捍衛著民族尊嚴，從顧維鈞到倪征燠，都是這樣。
問：您說起審判庭上的“國服”，使我想起，在“國學熱”中，確實有一些激進青年提出中國人必須穿“漢服”，必須過自己的節日，聲勢很大。秋雨老師，我們該如何反駁他們？
答：他們的問題不在於“漢服”，而在於“必須”。中國人好不容易迎來了服飾自主的時代，任何強製都是倒退。“愛國主義”加上專製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
如果你們認識這些激進青年，可以在他們耳邊悄悄提醒一句：漢服，在唐代長安就沒有什麼人穿了。
“枯燥文本”和“戲謔文本”
問：秋雨老師，如果不是那麼變態地祭拜“國學”，那麼，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我們還是應該抱著一種恭敬的態度來選擇、學習、銘記吧？如果能夠躲過那些“總裁國學班”和“國學達人”，應該如何進入正常學習呢？
答：這也是我下決心接受邀請，花整整一年時間來為你們講這門課的原因。應該如何正常地選擇、學習、銘記中國文化精華，我將會按曆史順序憑借實例一一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