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在文化的定義中引入“集體人格”，已屬於目前文化研究中的最高等級，估計多數研究人員也不清楚。我今天沒有時間把這個艱深的學術課題展開講，隻能簡單提一句，你們也就能大體明白了：中華文化的最後成果，不是別的，而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
中國現代作家中真正明白這個道理的隻有一個人，那就是魯迅。他把集體人格說成是“國民性”，寫《阿Q正傳》《藥》《孔乙己》都是在探究集體人格。這個問題，比魯迅大六歲的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說得最深刻，可以讀讀他對歌德《浮士德》的分析。
問：魯迅所解釋的國民性，有很多比較負麵。您所說的文化，包括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也都有正麵、負麵的區別吧？
答：對。所以一些社會改革家最後都提出要“改造國民性”，努力把人們引向正麵的集體人格。
在中國古代，儒家的正麵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正麵人格理想是“覺者”，道家的正麵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的影響更大一些。你們如果要從集體人格上研究中國文化，我建議，可以先從“君子”入手。
問：“君子”“覺者”“至人”，這些人格理想有沒有共同點？
答：有。那就是大道。各個文化派別對大道的理解並不相同，但它們都認為天地之間有一種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價值，使人們活得更真實、更自在、更善良、更友愛。
問：現在社會上某些熱門“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宮廷權謀、製勝方略，甚至在油腔滑調地揚惡抑善。這一切，不都是對大道的玷汙和幹擾嗎？
答：對。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斷論述著惡的深刻，善的淺薄；不斷展示著惡的痛快，善的窩囊。結果，有些文化課變成了讓人變壞的課。
問：這是文化的墮落嗎？
答：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
幸好，大道隻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說，每個人隻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說“為仁由己”。在儒學後期，王陽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題，認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個覺悟者的起點和終點。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時也會說“天良發現”“天地良心”等。這些說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與生俱來的道德起點，與天地大道相呼應。這也是中國哲學對人本性的信心。
問：我們從小就聽說，人應該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師的說法，人的天性高於文化，是嗎？
答：對。可以問問剛做父母的人，嬰兒的眼神、表情、動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汙染的人類學課本？因此，老子說：“常德不離，複歸於嬰兒。”莊子認為，人們平日學到的東西，大多屬於“機心”，也就是機智巧變之心。這種東西一多，純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備，於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難於進入了。
問：這麼說來，文化教育的終極意義很值得懷疑？
答：正因為有些文化教育削減了人們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種文化教育來抗衡，讓人在更高意義上恢複本真。簡單說來，有人在堆積障礙，有人在排除障礙。但在多數情況下，前一種人比後一種人更風光、更得意、更受人追捧。
問：這不是很悲哀嗎？
答：就像都市之夜，最風光、最得意的一定是經銷商和消費者，而不是清道夫。經銷和消費的時間一長，再好的東西也會變成城市垃圾和身體垃圾。
我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遺址，發覺文明曆史越長的地方現在越壞，幾乎成了一種“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幾千年來“經銷商”和“消費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卻已傷殘凋零。最後，真正傷殘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區、那些國家、那些文明。
問：我聽您多次說過，中華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湮滅和中斷的，難道它一直擁有足夠的“清道夫”嗎？
答：中國第一個哲學家老子就是一位偉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遺囑就是永遠做減法，走向極簡。
由他領頭，諸子百家中沒有一家是複雜的。這個起點，造成了中國文化早期的“輕裝”狀態。後來越來越臃腫，因此也越來越遲鈍，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難了。
幸好，中國文化的體量巨大，由此產生了一種自我蕩滌作用。這就像大海，算起來每天有多少垃圾傾注在裏邊，卻因為大，日夜翻卷、移動而自我淨化，構成了一切小邏輯都解釋不了的“體量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