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責任全在我。
問：又有人調查，說您辭職之後二十多年，居然沒有見到過上海任何一任的“首長”，連在集體場合也沒有。是他們不找您，還是您故意躲著？
答：責任全在我。
問：秋雨老師，您不能總是這麼回答。我估計是上海文化界有點怕您，不是怕您尖銳，而是怕您天馬行空般的壯舉把他們比下去，所以不敢打擾您，是嗎？
答：相反，是我有點怕他們。
問：能不能多講幾句？
答：(笑)那就多講幾句吧。我曆來膽子極大，否則不會被國際媒體評為“當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但是，我卻害怕上海文化界的“掏糨糊”，所以避之唯恐不及。
問：什麼叫“掏糨糊”？
答：凡是當代上海人，都懂。“糨糊”大家都知道，“掏”是動詞，相當於“攪”。糨糊本來就不透明，一攪就更模糊了，怎麼也看不清誰在攪，又是怎麼攪的；糨糊越攪越黏，黏住了就很難清洗，而且很快就會風幹；誰也不會來幫你擦掉，因為一擦，他也會被黏住……
問：我明白了，這是不是有點像柏楊先生說過的“醬缸文化”？
答：比“醬缸文化”更嚴重。因為醬的黏度不大，容易清洗，而且沒有人把攪醬缸當作一項日常消遣。“掏糨糊”在上海是日常消遣，俗稱“白相相”。
問：我大致可以概括“掏糨糊”的幾個特性了：不透明、無主題、無焦點、無責任人、無救助者。這樣的概括可以嗎？
答：概括得不錯，但具體事情發生時比你想象得更膩煩。這是舊上海“五方雜處、幫派橫行”的環境中養成的小市民謀生哲學，現在上海在整體上已經告別，但在一些“無事生非”的領域，還在滋生，例如文化界。上海文化乏善可陳，主要原因也在這裏。很多優秀人才都被這種低層次的膩煩嚇跑了。我本人深受“掏糨糊”之害，隻因老母還在上海，沒有離開。
問：能否從您自己的經曆中舉幾個實例，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上海文化？
答：我可以試一試。我辭職之後二十多年，各種謠言沒有斷過。初一看，打手全在外地，細一看，根子全在上海。為什麼不在上海把根子拔除？不可能，因為那些人全在“掏糨糊”。你可以向惡棍拔劍，可以對謗者怒斥，卻怎麼對付那一攤攤黏糊糊的糨糊？
例如，幾度全國盛傳，我和妻子離婚了，後來終於找出其中一個上海造謠者。他似乎認識我們，在某個場合用平靜的男低音歎了一句：“兩人早就離了。”謠言鬧大後他才輕輕一笑：“我是說他們早就離開了原來的職位。”
又如，整整十幾年全國都根據一個上海文人的說法，批判我參加過一個“文革寫作組”，最後才發現那個寫作組是周恩來總理布置成立的魯迅研究組，我恰恰沒有參加。問起那個上海人，他說：“我職位太低，見不到周總理。”
又如，有人說我並沒有像外傳的那樣為災區捐款二十萬元，於是在媒體上大鬧了兩個月。等到災區證明，我捐的是五十萬元，那人又笑了：“我說對了吧，不是二十萬元！”
再如，上海一個文人撰文，稱警方發現一個妓女的手提包裏有我的《文化苦旅》，由此引起全國對我的訕笑。但如果問他是哪裏的警方，他很可能說是澳洲的，或敘利亞的，或貴州山區的。
更好玩的是，一個上海文人據稱發現了我的很多“文史差錯”，又“剽竊”了誰，一時他在海內外大紫大紅，幾百家媒體傾情參與。後來有一位外地記者拿著我著作原文的照片，問他為什麼與事實不符，他也不怎麼慌張，隻淡淡地用上海話說了一句：“我當時有點想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