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是兩股力量擰成的麻花。比起單純的“麵條”來，“麻花”便有太多的迷茫、太多的唏噓、太多的動搖，自然也有太多的主意、太多的躁動、太多的探求。
前者猶如一個郊荒島瘦、迎風落淚的弱者，人們很難喜歡。難怪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雖說是以李大釗為首的一群知識分子，可在1927年“八七會議”以後，掌了大印的王明、張國燾，就宣布要“把知識分子從黨內洗刷出去”，他們視自己的同類為“隻有三天革命性的危險分子”。
後者則像一個思緒如梭、才智逼人的強者，人們更難容忍。想法多了便像一把把刀子，刀子扔出去後，將可能劃破正進行莊嚴演出的舞台上的布景，讓觀眾看到布景後不那麼莊嚴的東西……
林黛玉決不會去青睞馬房裏的焦大，這種文化形態斷不會尋知識分子作自己的載體，由此也是確定無疑的了。
剩下的一群惟有非文化人，在中國工人階級始終弱小的情況之下，他們主要當然是農民。似乎這是它非此即彼的勉強選擇，其實正是門當戶對、珠聯璧合的聯姻——
在中國的大地上，從世世代代、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的金戈鐵馬聲中，我們聽到了農民對封建社會、封建製度斷然有革命的要求。但這一要求絕不會引起中華文明的巨大斷裂，我們拂去曆史彌漫的烽火硝煙，不時看到這樣的鏡頭：一旦衝進了紫禁城下，便要黃袍加身、分封諸侯，而不會厲兵秣馬，再展長纓，席卷巴士底獄、凡爾賽宮，並迎風升起春光般明媚的三色旗來……
農民雖然也有民主的要求，但一條刷在土牆上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標語，就足以讓他們熱血沸騰，握纓而起，乃至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辭。農民夢寐以求的最高生存需要——“二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便是他們的最高民主要求。
如果說知識分子在民主上的渴望，是阿波歲飛船登月，那麼農民的渴望隻是借梯子上牆，後者不但渺小，有隨時實行的可操作性，而且避免了心理的劇烈震蕩。牆外也隻是少有變化的炊煙與村莊，小溪與山崗，可月球上卻絕對是反差強烈的氣候，完全陌生的地況地貌……
農民動如脫兔，因苦大仇深具有極大的革命動力，可一旦滿足了生存需要，頃刻間便靜如處子。
農民能去疆場上出生人死，卻不會去思想上出生入死。他們的思想得有人規範，一旦被規範，他們則終生難以逾越。
因為和土地、四季更替的緊密聯係，農民安道守常，循序漸進，他們是民風醇厚的源泉，更是江山穩定的磐石……
猶如無垠、豐饒的尼歲河流域，托起了輝煌、雄偉的金字塔，中國的農民完美地托起了這一種貼近鄉村的文化形態。而這一種自然遠離城市的文化形態，也用一張頗為現代的包裝紙，精心包裝了農民的理想與農民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