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社會，一塊高標以共產主義理想為日月星辰、決意以革命手段去蕩滌舊時代一切汙泥濁水的新大陸，自當會追求一種精神的純潔。
比如，人民政府不再像國民黨政權那樣腐敗、無能了，她高效、廉潔，和人民群眾如膠似漆，風雨與共。中國人不再是昔日外國人眼中的一盤散沙了，隻要共產黨一聲令下，毛主席巨臂一揮，高山可以搬走，大海能夠填平，騰騰熱氣之中，多少新城拔地而起，多少鐵路逶迤而來……
純潔，還意味著詩意。
比如，清華園裏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一名叫張自立的同學，朗誦了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詩，當他用激昂的聲調，念到“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這句詩時，全場掌聲雷動。再有，北海碧波上，響著風鈴的高高白塔下，那留住了一代人童年、以至於傳唱到今天的一首如來自天堂的歌子：“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
沒有多少人，會想到純潔可能還有著別的含義。
1930年前後，以瑞金為紅都的中央蘇區和其他的蘇區，改製換代之勢波急浪湧，甚至有地方打……了“中華蘇維埃元年”的蘇維埃年號。它們也具有新社會的性質，這些地方社會改造的一個主要目標，集中在政治、經濟上全力打擊地主、富農及其子弟，包括清洗黨內出身於地富家庭的黨員。發生在江西蘇區的大規模肅清“AB團”運動裏，地富階級出身的黨員更是首當其衝，遭大批處決……所有的這些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發動者看來，均有“純潔”社會的性質。
估計在曆史上沒有發生過蘇維埃運動的地方，尤其是一些在土地改革中執行政策比較穩妥、沒有引起巨大社會動蕩的地方，就是地主、富農本人，也不會料到這“純潔”，日後與自己壓根兒有什麼聯係。
土地改革，當然給他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回憶，世代積累、錙珠必較下來的財產，一個早上喪失殆盡。曾經有過的聲望，如今一錢不值，成分，代替了“富人”、“好人”或是“鄉紳”一說……但總起來看，地主、富農，還沒有被劃人政治領域——階級鬥爭中的敵人。
1947年，任弼時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曾明確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地主勞動三年，富農不剝削三年，即可改變為農民成分。雖然這一正確的“摘帽”政策，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建國後很長一個時期沒有實施，但至少說明，在當時黨的領導者眼裏，地主、富農在經過經濟上的扁平化以後，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危險。合作化後，一般不允許地主、富農人社，仍讓他們參加勞動，自食其力。能夠在社外過自家日子的他們，一段時間裏，還讓不得不入社的中農們，看得眼紅耳熱。
張樂天先生通過對浙北的一個普通村莊的調查，發現在六十年代初中期的村民日常生活中，很多時候，幾乎難以感覺到階級的存在，“親戚還是親戚，誰也不會因階級而改變親屬稱謂；鄰裏也還是鄰裏，階級並沒有改變傳統的交往方式。在小鎮的茶館裏，四類分子與貧下中農同坐在一張桌子上品茶談天。在傳統的節日裏，村民們還按傳統的方式相互串門，貧農的家裏可能會有地主上門，四類分子也照樣設宴待客。在婚喪喜事的慶典中，賓客中有遠近之別，無階級之分。同一桌的客人們相互斟酒碰杯，人情融融掩蓋了政治等級的差別。”（《告別理想——人民公社製度研究》）
然而，這一政治等級的差別被融融的人情掩蓋了的情狀，放在更多的地方，則隻能發生在五十年代。而且，它並不意味鄉村真成了雞犬之聲相聞、黃發垂髫、怡然自得的桃花源。地主、富農們還是能感覺到階級成分的壓力，與幹部們有時會在治保和民兵會議上談起階級鬥爭的外部壓力比起來，這時，更多的壓力來自於內心。
他們當然看不透地主階級在中國的宿命，隻能局部地總結出各自被劃為地主、富農的教訓，但歸納起來，很多人其實隻是一條，即昔日他們在生態與心態上刺激了別人。現在他們如臨淵履薄，講話輕輕的，走路悄悄的，盡量低著頭。在最具家族親和色彩的宴席上，他們的輩分再高，學識再厚，多半也不會坐到主桌上去。在最偏的桌子邊，有一張椅子，他們就知足了……在鄉村生活的河裏，地主、富農們，是一條小心翼翼、有些不太合群的魚。
事情是怎樣發生變化的呢？
無論是合作化，還是工業化，都必須實行計劃經濟。而蘇聯的曆史已經證明，當社會主義披上了計劃經濟的鐵甲之後，這個巨漢必然要舉起一把鋒光閃閃的劍——階級鬥爭。
如果說，1955年揭露與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隻是這把劍小試鋒芒；那麼，1957年的反有運動，在五百萬知識分子的頭上，這把劍已經揮舞得銀蛇騰挪，周天寒徹。
當時能讀點書報的地主，在報上看到章伯鈞、歲隆基等“大右派”在林林總總的鬥爭會上被鬥得狼狽不堪的消息，大概還不會萌生兔死狐悲、唇亡齒寒之感。他們以為，這隻是遠離鄉村的城市裏的事情，而且，是共產黨待其本不薄的一夥文化人不知天高地厚、螳臂當車自掘倒黴。他們忽略了這之中的種種跡象——
知識，被視為腦袋裏沒收不去、“砍挖”不走的無形的私有財產。知識分子，因為這無形的私有財產，被視作享用了多多的資產階級法權而判定必須脫胎換骨地改造。鑽進了“陽謀”這條大口袋的“有派分子”們，更是在政治上被打成了反動派……一句話，既然城裏的文化人，因為文化惹出了這天大的禍事，怎麼可能會讓鄉下那些擁有過有形私有財產的剝削階級，仍然關起門來過自家的小日子，像一條魚，哪怕是一條有重重心事的魚，在鄉村生活的河裏遊來遊去？
將這條魚抓起來，拋去河灘上晾著，以後，幹脆將其剖腹去膛，灑上粗鹽，製成一條鹹幹魚掛起來，便是早晚的事了……
僅有上麵還不夠。在感覺時尚、窺探風向上，下麵曆來有人有著幾乎與生俱來的敏銳。
下麵要提到的一位，是離南昌市六十公裏遠的奉新縣的中學教師，而且，時間還早在1951年。
此人教的是初二年級的語文，課本中有朱自清先生寫於二十年代的《背影》。此文十幾年前就人選國文課本了，可謂久經考驗的語文經典教材。這一年，當他又一次翻開這篇課文，卻發現這是“一篇很不好教的課文。”他毫不猶豫地挑燈夜戰了，次日，一篇稿子寄去了北京有著教育界最高權威的《人民教育》。稿子裏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