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國家麵臨的三大政治任務，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但我看，《背影》與這三大政治任務之間，總好像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首先是《背影》著力描述的父愛，隻不過是為人之父出於本能的感情……由於班上學生們的父親三分之一是地主成分，有的學生的父親，且在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時受到了鎮壓，在這種環境下講父子情深，恐怕倒恰恰會勾起這部分學生對人民對祖國仇恨的情緒。
退一步說，即使《背影》超階級的思想情感，與目前的政治任務不相矛盾，但光那三次感情脆弱的林黛玉式的下淚，也會給學生以不健康的感染，因為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青少年的眼淚，隻有歡笑的眼淚，勝利的眼淚，以及對萬惡敵人憤恨的眼淚……
《人民教育》很快發表了這篇稿子，並就此開展了一場傾向性鮮明的討論。在最後發出的編輯部的定調文章《對〈背影〉的意見》中，認定該文，因為“宣揚父子間的私愛和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感傷主義的情緒”，“在曆史上已經起了腐蝕青年的作用，在新的曆史時期，是決不能再有它散布‘秋天的調子’的地盤的”……
在下一個學年裏，《背影》如一口痰，被啐出了中學語文課本。
從1951年，到新世紀初的2000年，世事有代謝，人物成古今。中國人經曆了多少大劇痛、大悲喜、大嗟歎？但還有一位叫戴燕的先生，穿過茫茫的煙塵，遍地紛紛的雞毛與碎屑，找到了並尋味著這件往事。先生說：“隻要人們不忘記發生在六十年代的那場流血的‘革命’，不忘記‘革命’當中幾乎無處不見的那些違逆親情、違逆人情的做法，就不妨回過頭去，重新審視一下曾經教育和影響過不止一代人的那些教材，《背影》的消失，是否正是‘革命’的一種預兆呢？”（《背影》的消失》《文彙讀書周報》1999年2月6日）
革命溫度日益升高，讓人們一下有明顯感覺的那一年，是1962年。
國內剛剛從一場餓死了幾千萬人的大饑饉中走出來，百姓有恚怨，黨內有牢騷。毛澤東不得不在上年召開的中央七千人大會上作了檢討。海峽那邊，蔣介石不斷派出小股武裝匪徒來東南沿海騷擾，“反攻大陸”的叫囂，也蟬雨不絕。周邊環境上，中印邊境武裝衝突；毛澤東已經斷定，蘇聯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國家利益早生磨擦，意識形態江湖上的一場大反目、大火並，又迫在眉睫……
這一年裏，毛澤東在北戴河畔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同年9月2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公報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曆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1962年以後，在中國，純潔，被階級鬥爭賦予了新的含義，意味著政治上的清洗了。社會上已經普遍這樣叫開——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被統稱為“四類分子”；加上右派分子，為“五類分子”。“四類分子”、“五類分子”的歸納，顯示了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這是一個如陰與陽、夜與晝、黑與白一樣，必須要被區別、而且，必須要被打入最低層的異類。
在農村，即便是在人倫溫情脈脈的麵紗沒有被撕破的一些地方，階級鬥爭的觀念，也深入如一挑雪亮的快刃，割及了家族、宗族關係及鄉村傳統文化的根部。原來以為經過世世代代的生長，它們會很結實，至少像一兜粗壯的禾茬，實際上，卻如刀劃過潔白的豆腐。
當時的隊幹部們，常常能聽到社員的種種揭發，諸如“昨天，那個地主婆又把鴨子放到田裏去吃穀了”，或者“某地主出不出力，一泡尿拉了一袋煙的功夫”……很可能告狀的與被告的，其祖上，幾百年前都是由山西洪洞縣裏那棵著名的老槐樹下出發，來此安營紮寨的第一批同舟共濟的移民。
兩戶人家為什麼事情發生了爭執，若其中一戶是地主或富農，另一方，讓他調門一下軟下來的“殺手鐧”，必然是“你這個老不死的地主，抬起一對狗眼瞧一瞧天，早就是咱貧下中農的天下了！”。或者，一聲棒喝：“你再不老實，我去找幾個人把你捆起來，拖去大隊鬥！”……這爭執的雙方間，極有可能在同宗內彼此的關係超不出五服。
地主、富農，與貧下中農們同坐在一張方桌邊品茶，喝酒，擺龍門陣，儼然已是腦袋後盤著長辮子的年代的事了。他們形影相吊，如身上爬有麻風病菌，哪怕是在與社員們一起勞動的場合，後者也會和他們隔一塊地方。敢和富裕中農抱成一團，打得火熱，尋釁生事，不能說絕對沒有，但大抵上看，這隻屬於浩然先生筆下的調遣，在《豔陽天》裏，他將馬小辮子和“彎彎繞”往一塊兒湊。在現實生活裏，別說貧下中農，就是中農，也和他們劃壑為鄰。要生事也各生各的，中農抗拒合作化，隻是人民內部矛盾，若混進幾個地主，一下便成了敵我矛盾！
1963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在這個即將拉開又一台運動帷幕的文件裏，明確指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繼土改之後，文件重新提出“依靠誰的問題”，強調了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是“依靠貧農、下中農，團結中農”，及“怎樣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的問題。
從此，一個詞組，一個據說是出自於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的夢囈裏、讓許多老一代共產黨人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詞組：“和平演變”，高頻率地出現在眾多的報刊和文件裏。
那段時間，劉少奇也患失眠症，得服安眠藥才能人睡。倘若晚上無人照料，藥勁發作一旦猛烈，可能從床上摔下來。他寧可自己打地鋪睡了五年，也要夫人王光美下去搞“四清”試點。後者在河北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了幾個月，在認定桃同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兩麵政權”的同時，弄出了一個由中央轉發給各地的《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即《桃同經驗》。內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