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者，自然輕鬆，快樂。前者，當然悲戚，困惑。
如果抹去個人情緒泡沫似地堆湧，忽略個體形形色色看似偶然的命運，至少在幾十年後的現在，可以頗為冷靜地理解了——
在百年以來不是以和平與建設去累積社會資源，總是以戰爭與革命屢屢消耗、踐踏社會資源、從而日愈減少其總量的中國；當革命取得了成功，不是將這柄長劍放進和平的清水中退火，或者丟進爐裏，再鑄劍為犁，讓滿是創造的土地上流布起文明的風景和人性的芬芳，而是從劍鞘裏又拔出來，繼續著烽火硝煙的歲月裏敵我鬥爭的思維，強化著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舊意識形態格局……
這一背景下，總是緊縮的社會資源與隨人口不斷旺盛起來的需求之間的矛盾，便大大地劇烈起來。為了緩和矛盾，在一切矛盾的所在，諸如升學、招工、提幹、提薪、參軍上，自當提高標準。它不可能是業務標準，業務標準是平等的、非階級性的，是人人可以努力的，因而有利於“五類分子”子女。隻會是政治標準，政治標準是不平等的、階級性的，很大程度上是屬於先天的，它能夠確保工農子弟、尤其是幹部子弟，在享有諸種資源的權利上，不會遭到有關社會公平與公正的任何挑戰。
這又不僅是一個“排排坐，吃果果”的簡單的經濟學問題。
倘若，僅僅為著讓“你多我少”、甚至“你有我無”的社會資源分配合理化，與當時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這可以內部處理，即使外麵人有所察覺，也不過像平頭百姓在校門口看那些幹部子弟學校一樣霧裏看花。沒有必要已經這樣做了多年，還要在1962年以後，形成對一切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弟的普遍政治壓力，尤其是對“五類分子”子女的社會性歧視。
這還是一個政治策略問題。
“五類分子”總是要死掉的。他們的平均壽命，肯定要大大低於社會的平均壽命。此外，也不是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五類分子”。然而，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階級鬥爭理論，卻必須永遠有一個對立麵，來保持這一理論的活力。本來“五類分子”子女與對立麵是風馬牛，有了社會性歧視，“五類分子”子女，便或虛或實、時明時暗地等同了對立麵。這就像一張眼袋裝滿、皺紋布滿且有雙下巴的臉，與一片烏亮、黑緞似的頭發，不是兩個年齡段的事，但有了高科技的染發素，今天的馬路、電視上，比比可見，它們同處於一個人身上……
可能，這還是一個心理學問題。
打碎不平等，往往是革命舉起的第一麵旗杆。革命勝利後，保持適度的不平等，則可能是治大國如烹小鮮的一門技藝。在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人們的消費欲望長期限製在一個很低水平的國家裏，沒有什麼事情，比特權，更讓像虎骨一樣長年浸泡在平均主義裏的人民敏感且反感了！沒有製約、監督的權力，必定滋生特權。但人民對於特權的反感，除了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的牌桌上，無畏地甩了這張牌，讓按慣例出牌的各級當政者防不猝防，一時間，紛紛滾下牌桌，在形形色色的嗷嘈小民前，腰彎成了蝦米……可在“文革”前，人民對於特權的反感是被嚴加防範的。
防範之外，又加以疏導。當廣大的工農群眾，在對“五類分子”子女的社會性歧視中，發現在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中，自身天然地占據著這部分人之上而沾沾自喜時，他們對於特權的敏感，便會有幾分受潮金屬般的鏽蝕，對於特權的反感，也可能萌生起阿Q式的釋然。這般精神上的自我恭喜發財，效益可能是巨大的，卻無須像升學、提幹、招工一樣，國家真得為此付出巨大投資……
對一切非勞動人民子弟的普遍政治壓力，尤其是對“五類分子”子女的社會性歧視，六十年代以後，構成了中國社會革命文化氛圍的一個重要內容。
五十年代的人際關係的區分，諸如好人與壞人，先進與落後，親與疏，乃至左與右……到了六十年代，幾乎被出身的好、壞，或是一般的階級區分完全取代了。“親不親，階級分”，成了社會成員相處的準則。好事、壞事都與出身有關，出身壞的做了壞事，這叫階級烙印，本性難移。做了好事，這叫脫胎換骨，棄暗投明，反戈一擊；出身好的做了壞事，這是“失足”“冒從”“輕信”，歸之於不良影響，明珠暗置，上了賊船。因此，社會上被公之於眾的好事，都被幹部子弟、工農子弟給專業承包；而壞事，統統被“五類分子”子女搬在手裏，當做石頭砸了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