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化氛圍中，多少“五類分子”子女，變得謙恭、委瑣，變得決絕、冷酷，變成哀莫大於心死，精神上孤苦無依，或者變成滿口革命辭藻，筆下動輒思想彙報、檢討揭發……在公開的一麵外，他們的內心，還一定深藏著另一麵。就是在這令人格分裂、人性扭曲的兩重性下，他們度過了無比灰暗的青少年時代。
最為不幸的，當然是農村的“四類分子”子弟。
六七十年代，許多地方，老地主死了，階級鬥爭的對象還得保留，兒子便升格成了地主。地主還活著，兒子分家，好似細胞分蘖，分成幾戶，地主的帽子，也多了幾頂。富農嫁女，即使新郎頭上帶了一頂“貧農”寬大的遮陽帽，也遮不住她的腦袋，隨行的嫁妝裏，必須有一頂她本人的“富農”帽子……
張樂天先生在浙江海寧縣L大隊調查時發現，在該大隊六十年代的兩套戶口資料中，一些“四類分子”子弟，有些解放時還在地上玩泥巴，再晚的有解放後出生的，因婚嫁等原因，從外麵遷入時，L大隊的戶口簿上，均直接將他們的本人成分寫成了家庭出身，例如——
徐雪英，女，1945年生，1965年由丁橋勤豐大隊遷來，本人成分富農。
莫菊英，女，1943年生，1969年由丁橋二塘大隊遷來，本人成分富農。
王建樹，女，1950年生，1975年由東升新聯大隊遷來，本人成分地主。
祝桂寶，女，1946年生，1972年由丁橋勤海大隊遷來，本人成分富農。
奕紹良，男，1947年生，1971年由本社利民大隊遷來，本人成分富農……
——（見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製度研究》）
財產是不能繼承的，帽子卻是可以繼承的。
這一繼承下來，“四類分子”的曆史，不但是他們本人永世受罰之源，而且禍及三代。就是帽子未給繼承，仍“庇蔭”了三代的現象，也大量發生。不管是兒輩、孫輩，不能升學，不能招工，不能人團，不能參軍，連扛著根老掉了牙的“三八大蓋”的民兵，也不讓參加，大抵工分值較高的農活，也與他們無緣……
除非也像父母一樣變得麻木起來，否則，幾乎每一個白天，他們都遭遇難堪，幾乎每一個晚上，他們都枕著傷感。最令他們心碎的是，連最後一點的人生安慰、性靈需求，他們可能也將被剝奪殆盡。政府不會張貼關於“四類分子”子弟禁婚的布告，可現實裏，三代人都在恥辱的沼澤裏掙紮、總也走不出去的境況，要勝過一百張政府的布告……
在山東，有這樣兩兄弟。
爺爺在土改批鬥時，一棒子下去，當時就死挺了。爹繼承了爺爺的地主帽子，被罰掃了十幾年村裏的大街。隔些日子就要叫去訓斥一頓外，每年說是“贖罪”，還得扣掉幾百個工分……
眼瞅著兩兄弟，都二十好幾了，該結婚了。娘每回洗晾兒子的被子，見上麵斑斑道道，一片祖國大好河山，就止不住地淌淚。村裏不會有哪家的姑娘進門，就是地主的閨女也嫌棄，自己受罪受怕了，生下個孩子，又是第三代地主羔子，不還得接著受罪？托人去外村提親，但以後男女總得自己相親，女方會先上男方大隊裏看戶口卡片，了解清楚男方家庭是什麼成分再說……
想著要遭此等屈辱，兄弟倆決不找人提親。原本打算在老家為爹娘養老送終的他們，終於要走了，按山東農民每當無路可走時心裏油然萌生的那樣，打起個破行李卷，要闖關東。臨走前，兄弟倆交代爹娘：
我們走了以後，不往家裏寫信，死活您們都別惦記！要是寫信，叫村裏人順著信上的地址追過去，招無窮無盡的麻煩。我們去找個地方落下腳，隻要那地方湊合著能活人，我們就成個家，再回來把您們都接去，咱永遠離開這個熊地方……
——（見劉漢鼎《再闖關東》《中國作家》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