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江兩“三查”運動中發生的一切暴行，一切冤案，其總責都要放在程世清肩上，這是不公平的。烈酒需有容器，名角得有伴奏。由睚眥必報的領導人和狂熱激動的民眾聯手，烈火烹油般地去對付實在中的或假想中的敵人，這正是現代許多政治運動的表征。但在調整新生紅色政權和造反派的關係及其演進上，則主要出自程世清的深文周納，蛇盤蚯曲。
江西造反派早期的代表人物是萬裏浪。曾幾何時，在程世清的不少公開講話裏，都這樣稱道：“萬裏浪同誌是堅定的革命左派，誰反對萬裏浪，我們支左部隊和‘省革籌’就反對誰！”
“反革命小爬蟲”東澄宇被揪出來後，《洪都造反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教與誅》的小評論。該文曲折地表達了不應完全否定《四一七意見》，而且認為，對紅衛兵小將犯錯誤應以教育為主，即使他們過錯很大，也不應該一棍子打死。程世清以為此文必定出自萬裏浪的授意，找了萬談。作為工人詩人，萬對詩歌如何壓韻很清楚，對政治上如何壓韻很不清楚。他對程政委說：這篇評論怎樣出來的，我真不知道，不過它的觀點我還是同意的。程聽了一聲不吭。
幾天後，在省革委的一次常委會上，一個負責人將《教與誅》定性為“惡毒攻擊新生的紅色政權”、“惡毒攻擊省革委主要負責人”，號召現在要大批特批“多中心”論。原為紅衛兵代表的省革委常委周升炬，率先發表文章《把一切害人蟲掃除幹淨》，文中昔日的“戰友”頓時成了“害人蟲”。更多的批判文字出現在《江西日報》《新南昌報》上，指控萬裏浪及整個“萬派”政治上對抗“毛林司令部”，思想上以“我”為標尺，組織上分裂革命隊伍。汙蔑省革委和程政委。多次圍攻駐廠軍代表和支左部隊……認為與萬本人及“萬派”的鬥爭，是當前江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鬥爭的中心，仍然是政權問題。
洪都機械廠一萬多人上街遊行，萬裏浪高舉旗幟走在前麵，他的心頭可能和旗幟的流蘇一樣，多少有幾分壯烈感。詩人一下困頓了！
原同為工人造反派代表的省革委常委塗烈，調集“工武部”全部人馬，還有許多廠子手持長矛鐵棍的工人，共約二十萬人，突然包圍洪都的隊伍，五個人抓一個，抓了便弄上汽車。大部分人抓了又放了，萬裏浪等人遭關押。
隨即，他被撤消省革委副主任職務，送去金溪縣勞動改造。洪都停止生產，工人一度拒領工資。根據“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方針，銀行的同誌臉上開出絢爛的花來，將錢一一送到每個職工家裏。那些日子，程世清卻嚴肅著滿臉的醬色，讓人一看恍若走進了鹵肉店。直到1969年這一年，將“萬派”的骨幹成員全部下放到縣裏，先後有幾千人，這鹵肉店才關了門。
至此，在江西，造反派開始由塗烈、周升炬撐持門麵。可造反派在“炮打司令部”的日子裏“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那股精氣神，卻日漸成為蒼涼的精神原野上靜等風蝕的殘牆荒榭……
“清理階級隊伍”，一直持續到1969年4月中共召開“九大”之前。
這是“文革”總戰場上時間最長的一個戰役，就全國而言，也是“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最多的一個階段，遠多於“文革”初的“紅八月”的恐怖和1967年裏各地發生的武鬥。除了戰爭年代和1959年開始的全國性大饑饉外，從沒有這麼多無辜的老百姓死於非命。
據不完全統計，江西在“三查”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共揪鬥了90多萬人，製造冤假錯案4102起，被錯誤打成“反革命”的有17.1萬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萬多人。（《當代江西簡史》）
所謂“一打三反”運動，在江西幾乎緊接著“三查”。社會學上的慣性遠比物理學上的強大，仿佛日子稍許平靜了，就準不真實，那個魔瓶裏，一定要放出個什麼鬼怪來，讓人們重回到“真實”中去。
“一打三反”按中央文件的原意，是“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可“貪汙盜竊”和“鋪張浪費”本與百姓風馬牛不相及，而在一個全部商業活動幾乎都被政府壟斷了的國度，民間的“投機倒把”活動，撐死了，也不過是螺絲殼裏做道場。
就全國來說，“三反”並未成一個運動，“一打三反”其實隻有“一打”。
這“一打”與前些時的“清理階級隊伍”明顯不同，“一打”的打擊重點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雖不是“文革”的產物，自從建國後疾風驟雨般清算“曆史反革命”開始，以現實言論、思想治罪的“現行反革命”就對應而生了。但就規模與力度而言，這是建國後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嚴厲的一次。
1970年是“文革”幹年間當局“依法”槍決“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
文革結束後，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說：“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最為突出。寧夏錯殺70中，1970年判處的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22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彙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報告說：“文革”中，全國經過法律手續錯誤判處（筆者注：既有“法律手續”之說，這便肯定是1968年後經過各級革委會保衛部或軍管會判處的了）的“反革命”案件共17.5萬多個，涉及18.4萬餘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打”的目標在各地都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比例是紅旗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最具典型的人物便是吟罷“乾坤特重我頭輕”後，毅然走上不歸之路的遇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