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眾專政”的形式上，這“一打”也有了新的創造，即把革委會保衛部或軍管會擬決定判刑者的罪狀、刑種，印成赫然觸目的布告，貼在大街上，散發去各單位，交群眾討論，當然也叫反革命分子聞風喪膽！“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的結果，自然是一場比賽誰最革命誰最最革命的盛會。在一片革命的幹柴烈火中，不該坐牢的肯定坐牢，不該殺頭的肯定殺頭，而似乎可以判死刑的，則恨不能腦袋像春韭一樣割了又長，長了又割，割它個十回、二十回……
遇羅克，就是在這個運動裏，被列入一份有著20個名字的名單交群眾討論的。他的“罪狀”是：“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書寫十幾萬字的反動文章，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暗殺偉大領袖毛主席”。
在江西，總算在當年的報紙上留有蹤跡的幾件案子是——
吳曉飛，1949年生。“文革”爆發時，剛從福州市第五中學轉學到南昌市第一中學。1968年5月6日，因其父吳亞雄（原南昌鐵路局局長）被揪鬥抄家，牽連抄出吳曉飛的兩篇文稿。一篇是1966年10月開始寫作的《論文化大革命》，稱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又說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另一篇是寫於1968年初的論述劉少奇一生功過是非的文稿，全麵駁斥毛澤東強加給劉少奇的各項罪名，認為這一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兩篇文稿迅速上報到程世清處，被其定為“全省特大的、罕見的反革命案”。5月7日下午，吳曉飛被捕入獄，連夜進行刑訊逼供。又將其全家拘捕審查，並牽連其親友20餘人，試圖挖出一個“反革命集團”。其父在逼供中被折磨致死。
1970年2月27日，吳曉飛以“現行反革命”罪被處決。1980年獲得平反昭雪。
贛南醫學專科學校教師陳耀庭、謝聚璋（女），是一對年輕的夫婦。自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兩人書寫和投寄了10萬多字的文章和信件，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表示強烈不滿，指出已給和將要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並為劉少奇等從中央到地方遭到迫害的一批黨政軍領導人鳴不平。夫婦倆先後於1967年12月和次年2月因“現行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3月，陳耀庭被執行槍決。謝聚璋被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71年7月死於勞改農場。
1980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做出為他們平反昭雪的決定，並授予夫婦倆“革命烈士”稱號。
再一個是李九蓮，1966年的高三學生，原贛州三中紅衛兵“衛東彪戰鬥團”副團長。家庭出身工人，“文革”前任校團委宣傳部長、學生會學習部部長。
1969年2月以後，已經摘下紅衛兵袖章，分配在贛州冶金機械廠當學徒的李九蓮，在日記裏寫了以下內容——
可恨乎？宮廷裏指鹿為馬，無人敢言，是宗派分裂。還是階級分裂？百姓難斷是非，何必跟著瞎跑呢？真是欲加罪名，何患無辭！
抓階級鬥爭有什麼用呢？隻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實實，不亂說亂動罷了。“一抓就靈”，有的時候也會失靈。比如下鄉工作中的階級鬥爭吧，是根本錯誤，抓學生中的右派，原來不是取消了嗎？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人們乃至青年的資產階級思想是少了呢？還是多了？我看是多了，把政治那一套都看透了。
殘冬的太陽餘光是明亮的，略有溫暖的，然而實在是無力的，不能持久的。盡管是這樣，即使穿著棉襖還在發抖的人們，仍不得不讚歎——在人群中說：“啊，多麼偉大，多麼溫暖的太陽啊！”為的是……隻有那些還沒有棉衣的“無產者”才能大膽地說：“它並不偉大，也並不溫暖，不然，我怎麼會冷得發抖呢？”
現在人們是得過且過罷了，而在心裏都是期待著……文化大革命後，對幹部階層，對知識分子階層，對青年學生階層，有著特別深重的影響。幹部下放勞動，這期間的血淚何其多？青年學生到農村去，這期間的痛苦與絕望又是何其多？知識分子們呢？不幹了。我國的知識分子並不是太多了啊！
這是什麼現象呢？人們都在問，活著有什麼意義？都渴望戰爭，希望在戰爭中消滅自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什麼地方？既然是搞社會主義，為什麼人們逐漸陷入痛苦和貧困，難道這是所謂的“共產”嗎……
可以說，正由於無休止的革命與鬥爭，如同非洲曠野上凶猛的鷲鷹，不停地飛下來叼食在烈日與饑餓中倒斃的動物屍體；某種程度上，也由於支持造反到撲滅造反的政治策略上的突然變化，使那一代年輕人對於“文化大革命”有了漸漸清醒的認識。它決不是一場具有真正民主意義的革命，而隻是在人類曆史進程中已經窮途未路的封建專製主義，選擇在地球東方的一次回光返照！
李九蓮心靈上那座輝煌的大廈業已倒坍，她將要沿一條風濤迷茫的河流去飄泊。她在給男友的第一封信裏這樣寫道：“馬克思說過：‘使人生具有意義的不是權勢和表麵的顯赫，而是尋求那種不僅滿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證全人類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決心按馬克思所說的去度過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證自己不走向‘反麵’，成為‘罪犯’，這是作了最終的估計……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風險和恥辱而動搖、仍保持生活友誼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這是我寫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與動機。你見信後三思而決。”
男友的名字叫曾昭銀，當時是駐福建的解放軍某部隊的戰士。原來也是贛州市三中高三的學生，“衛東彪戰鬥團”的副團長。此時，他接到李九蓮的來信，距他從贛州參軍已經整整一年。他很快將信交給了部隊政治部。部隊政治部又即轉給贛州地區革委會保衛部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