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戰備荒”的口號，常常用“三查”運動來落實。下放人員中相當一部分在“文革”中因為這樣那樣的“問題”受了衝擊，或者下放時就是“五類分子”，多被清洗同原籍。“下放”，在這裏實際上成了勒令，在一個鬥死幾個“五類分子”沒有人問、搶一頂軍帽卻可能判刑的年月，叫什麼時候走，就得什麼時候走。原來的房子由房管部門處理，或者幹脆就是沒收，由某些單位霸占。據說，全國在這事上搞得雞飛狗跳、日月不寧，給日後的落實政策造成重重閑難的，隻有南昌、南京等不多的幾個城市。
至1968年11月中旬，南昌市已下放8萬人。僅奉新縣赤岸公社沿裏大隊一個地方，從10月13日至11月18日，就接受了南昌市下放居民82戶，計279人（不包括68名下放幹部和知青），這一個多月裏，全大隊人口增加20%。
井岡山下紅爛漫，贛江兩岸盡朝暉。
程世清更抓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們的頭腦。
至1968年底，全省共舉辦了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119萬多期，參加學習的有6600多萬人次。也就是說，那時隻有二千餘萬人口的江西，刨去“牛鬼蛇神”不算，每一個人大約參加了三期學習班。據1966年至1968年底的統計，全省共發行《毛選》692萬部，比“文革”前十七年增長三十倍。同時還發行了《毛主席語錄》5475萬多冊，毛主席像7900多萬張，毛主席像章4千多萬枚。（1968年3月30日《江西日報》）由此，便可明白毛主席老人家逝世後，何以在留下寶貴思想遺產的同時，又留下如此豐碩的物質遺產——稿費達上億元之巨。
“主席的思想閃金光，學了心裏亮堂堂”，分宜縣一年邁婦女，夢裏始終背不熟一條最新指示，半夜爬起來叫醒孫子，一定要孫子告訴她。樂平縣一名女社員見隊裏小牛缺奶，瘦骨嶙峋，就擠自己的奶，隊裏8位婦女一起效法，隊裏的牛幾乎長成大象。修水縣一個叫樊孝菊的農婦，一邊攪著大鏟煮豬食，一邊在鍋邊學習毛主席著作，由人捉筆，在省報上發表《爭當繼續革命的先鋒戰士——談談我對推廣糖化飼料喂豬的體會》一文。日後，在黨的“九大”上當上了中央候補委員……
在城市，程世清認為，在“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毒害下，長期以來，街道居民區往往成了個人主義的“防空洞”，資本主義的“隱蔽所”，修正主義的“安樂窩”。現在要堅決地把它們變成工農業生產的後方，階級鬥爭的戰場，毛澤東思想的課堂，盡快實現每一棟房屋、每一戶庭院、每一個家庭的轉變。
實現這一轉變的最成功例子，是南昌市紐扣廠的一名工人給報社寫信，講述他如何經過劇烈地思想鬥爭，和哥哥一道到公安局報案，把他父親——“一個逃亡在外、隱藏了十七年之久的日偽中尉、分隊長、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揪了出來。“我把隱藏在家裏的逃亡了十七年之久的反革命分子揪出來之後，我們一家都放下了思想包袱，全家精神煥發，在學習上、生產工作上勁頭也大起來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1968年8月3日《新南昌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