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清不顧各地自然條件差異和耕作製度的不同，強行在全省推廣雙季稻，使早稻大量爛秧，晚稻大麵積無收。據1971年統計，全省晚稻無收麵積達300萬畝。上猶縣五指峰公社一個地處海拔1400多米的生產隊，種了三年晚稻，三年無收。由於片麵強調糧食單一經營，導致農業結構的嚴重失衡。經濟作物產量大幅度下降，又造成全省輕工業原料緊張，開工不足……（以上數據均見《當代江西簡史》）
許多城裏人跑單幫就是從那個年代開始的。江西的市場很是蕭條，不要說百姓手裏沒有幾個錢，就是有錢也買不到什麼東西。花生，瓜子，芝麻，黃花，木耳……這些“文革”前很常見的東西，現在也難覓蹤影，更遑論其他了。雖然早有“工武部”，後有“一打三反”裏成立的“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簡稱“打辦”，但日子再難總要囫圇肚子。情況頗似法國大革命後的“熱月”——在廣場上的狂熱散盡之後，人們紛紛退去了廚房。而口欲加上多少都會有點的利潤，足以在井岡山兒女中產生大智大勇者。
所謂跑單幫，就是對於一些緊張商品，城裏沒有的販進來，城裏有的販出去。如到九江沙河街去販雞蛋、紅辣椒，到溫州去販皮鞋，到上海去販香煙、某些輕工業品。商品販到南昌後，全部交到地下攤點手裏，自己隻管跑路。這些人為數不少，他們是南昌城裏第一批做生意的人。改革開放後他們中也出現了幾個南昌最早的企業家，但總體上多數人自生自滅。他們飽受罰款、沒收、批鬥，乃至坐牢、判刑等更嚴厲地打擊，總處在隨時準備就義或者潛逃的“地下工作者”狀態。他們沒有窩，永遠沒法像溫州人那樣孵自己的金蛋。這一時期主政浙江的是南萍，同樣是將軍，但將軍與將軍的秉性、膽略、熱度還是有所不同。程世清沒有到浙江去軍管，溫州人民幸甚，浙江人民幸甚。
那個年代，在外麵走江湖的江西人也很多。
下放在鄉下的年輕人，城裏過去的家回不去了，呆在農村，又讓人難以忍受。對這些從天而降與他們爭口糧爭工分的城裏人，農民們打心眼裏不歡迎，雖然上麵會給後者一點安置費，但多數被縣、公社截流了，到了生產隊，每個人隻有幾百元，可能還不夠搭一個棚屋。農民們甚至是仇視的，農民們的邏輯是你們屁股上沒有屎，怎麼會放著城裏的商品糧不吃，跑到鄉下來臉朝黃土背朝天？也可能上麵就是這樣打招呼的：這些家夥不是“五類分子”就是勞改勞教釋放犯。下放的城裏人也多恨著當地人，他們政治上受歧視，幹活也受折難，重活、髒活，工分值不高的活，如建水庫、修公路時有開山、打炮眼這樣危險的活，總是他們包圓……
有一些人容忍下去了。有一些人便出走了，因為各種各樣的關係和機緣，他們學會了一兩門技藝。有的學會了在鋼筆杆上雕花，畫用文字組成的花鳥畫，或是為人快速剪影，在手表麵上貼保護膜，編紮會動的紙蛇逗引孩子。更有甚者，學會了吞鋼珠、往耳朵裏紮鐵釘……那年頭在廬山、長沙橘子洲、杭州西湖等著名風景點擺這些場子的，有許多是南昌人。
另有少數人，說是反抗也好，說是墮落也好——過去不會偷，現在學會偷了，或是跟著會偷的人一起謀生，南昌話叫“帶旋”，也叫“養魚鷹”，魚鷹叼到了魚會給漁民。“帶旋”的必須有點文化，可以寫介紹信，那個年代在外住宿少不了介紹信。大概每年掃蕩的路線是，國慶節後北上，過冬的衣物逐步在北方添置，就地取材，就地消費；春節之後則南下，帶著在北方獵取的東西回來。全國的小偷曾在鄭州比武，南昌的小偷因技藝不凡而名揚江湖，“闊口”就是其代表人物。
李順生，大約是1950年生人。作為社會青年，被下放到新建縣挨著鄱陽湖的一個村子。他人高馬大，嘴巴也長得不含糊，江湖上便給了他一個綽號——“闊口”。他專以盜竊為營生，而且多以“文革”的新貴為目標。據說他能飛簷走壁，南昌市革委會主任的家他盜過，省革委、省軍區的一些辦公室，他也多次光臨。他的戰利品中有現金、糧票，各種軍人身份證、介紹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像章，一套套簇新的軍裝……
他曾兩次潛入三緯路上圍牆高達三米以上的程世清家，兩次都無功而返。一次碰見保姆，保姆還告訴穿一身軍裝的他說：程政委不在家。另一次，見院子裏軍人影影綽綽，出出進進，像是有什麼重大活動。雖說藝高人膽大，可走多了夜路總會碰到鬼。1970年“一打三反”，他被抓住了，罪名是“現行反革命盜竊犯”，判了有期徒刑十五年。
程世清主政江西的歲月裏，社會生活、社會結構都在發生劇烈的變動。
人們的不滿、牢騷發展到了極端，就是寫“反動標語”。那時的“反標”案件之多，正如走進豬廄稍不留神就會踩上一腳豬糞。氣焰最為囂張、影響也最大的一次“反標”案件，發生在1969年8月，有人趁暗夜在人民廣場主席台上貼了兩張標語，一張墨氣森然——
毀我精神毀我骨，
不用良才用奴才。
斷送多少良家子，
好山好水空老死。
另一張標語僅僅停留於“打倒程大麻子！”的初級水平上。
此事轟動了南昌、江西，被有關部門列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從速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