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像江西這樣“三查”“一打三反”運動裏紅色台風刮得如此猛烈、而冤假錯案義多如牛毛的省份，毛澤東一定不會太在意。
他說過這樣一句話：“清理階級隊伍……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不太準，擴大化。抓了一些人，不應抓的也抓起來了。群眾起來了，多抓了一些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清理階級隊伍是中央搞的，規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擴大化了，在曆史上有不少這種事。”（1969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的講話）
何況在當時的中國，有些地方的情況，更惡劣更動蕩於江西，其中最典型的有內蒙的“內人黨”冤案，湖南道縣的群體性殺人案，廣西一些地方發生的吃人案……
毛澤東對程世清在贛鄱大地上的一曲創建新秩序、新世界的狂想，更不會有什麼指責了。對待“新生事物”，他曆來強調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區別；對待“群眾運動”，他從來持“反冒進”的鮮明立場。即便是“文革”這樣天崩地坼的舉世大亂，他也認為是損失最小最小，收獲最大最大……
因此，是否可以如是說，程世清日後政治上的折戟沉沙，隻怪他在中共“第十次路線鬥爭”中覺悟不高，或者說在與林彪的關係上拿捏不當。
有兩件事影響很大。
一件是1967年7、8月間，《人民日報》發表了《親切的關懷，光輝的榜樣——記程世清同誌到林副主席家裏作客》一文。該文讓世人在知曉林彪統率三軍、力拔山河雲飛揚一麵外，又了解了林彪在生活上的另一麵——其樸素淡定，幾近一名古井無波、懷抱靜氣的清教徒。此文發表後，在國內有相當多的報刊轉載。
再一件事是，程世清花大力氣抓了井岡山形象的打造。
1968年春，根據他的指示：“位置不能一個個去擺，不能平分秋色，曆史得為現實服務”，由福州、長沙、南昌、洛陽等地的軍事院校的黨史教員們搞出了井岡山博物館新的陳列方案。在新方案裏，“井岡山革命鬥爭博物館”更名為“毛主席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紀念館”；陳列的指導思想是“三突出”，即突出毛澤東思想，突出毛主席，突出林副統帥；陳列的內容由過去的以曆史為線索，改為以專題來組合：黨的建設，軍隊建設，根據地建設……貫穿其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
於是，“八七會議”的轉折意義不提了；南昌起義的曆史作用抹煞了；有關紅五軍的內容全部撤銷了……
在1929年1月紅四軍的一張關於向贛南閩西進軍的布告上，落款處署有“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如何處理掉“軍長朱德”這四個字，被列為幾個重大疑難問題之一，提交紀念館領導小組會上商議。有人提出將這四個字折掉，然後翻拍成照片展出，因過於露骨未被采納；有人建議用香火燒去，隻要動作徐緩、細致，燒出來的小洞，頗像被蟲子蛀出來的。此建議立即引起與會者的興趣，有人補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燒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觀眾的過分好奇，造成一種整張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實感……
領導小組決定采用此種“技術處理”後，向程世清彙報，他當即表態：“這樣處理好！”
井岡山鬥爭時期，為了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身為軍長的朱德，常常和紅軍戰士們一起從寧岡挑糧上山。戰士們不要他挑糧，兩次拿走他的扁擔，他就在第三根扁擔上寫上“朱德記”三個字，示意不準戰士們再拿走。這是一個建國後便寫進了小學課本、在一代代孩子們耳朵裏起了繭的故事。然而，這樣一條扁擔，也被進行了“技術處理”，作為實物，它被撤走了，在一幅油畫裏，卻成為另一個人手上的道具——黃洋界的那棵槲樹下，挑糧在此小憩的毛委員、林彪，與隨行的軍民們熱汗灑雲天，談笑落寰宇。由此，坊間有了“林彪偷走了朱老總的扁擔”的一個笑談。
著名的“朱毛會師”，被篡改在油畫《井岡會師》裏。這是紀念館陳列的十餘幅大型油畫之一，由於其現實意義，更被擺放在異常突出的位置：遠景是青蔥的峰巒，歡騰的河水，盛開的杜鵑，悠悠的白雲。兩支部隊在擁抱，歡呼……近景是一麵閃動陽光的紅四軍軍旗下，走著一身藍布軍裝、風華正茂的毛澤東，稍後是眉清目秀、神情謙恭的林彪。據說，一次中央軍委常委在京西賓館開碰頭會，會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來幾張這幅印製好的油畫。老帥們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著，像看一幅華君武或是丁聰的漫畫，一個個不約而同地笑出聲來……
陳毅則突然站了起來，將畫往地板上一摜，“這算啥子井岡山會師？分明是紅衛兵會師嘛！”江青氣得扭頭就走。
井岡山群眾中又有傳說，說是朱老總逝世前幾年，被迫賦閑，鬱悶不過，又戰地重遊，再度上了井岡山。看了這幅《井岡會師》圖，拿起手中的拐杖，戳向林彪的腦袋，憤憤然說：“這小子是從哪裏鑽出來的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