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尋味的是，在1967年夏天那批受命“支左”的將軍中，如李德生這樣平安著陸的太少，像程世清這般翻了船的卻不少。如廣東的丁盛，湖南的卜占亞，湖北的曾思玉、劉豐，浙江的南萍，新疆的龍書金等人。有研究者統計，在軍人占了絕大多數的第一批省、市、自治區革委會主任中，至少有10人因受“林彪事件”的影響而遭到整肅。而且，將軍們也很快從地方政權中撤了出去。
這樣一來，所謂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便僅僅剩下了老幹部們與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的“雙人舞”了。
後者中，經過“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的衝擊與打擊，造反派已徒有虛名。惟有上海情況特殊，黃洋界似的“我自巋然不動”。這時，各地都有一些被雪藏了幾年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江西，報紙上時見宣傳的是趙誌堅、經自麟兩位勞動模範，兩人又正是“文革”初期持堅決保衛省市委立場的“工人赤衛隊總指揮部”的頭頭。在中央的媒體上，國人開始熟悉陳永貴、倪誌福、吳桂賢、李素文等人的名字，他們原先也是以革命群眾組織頭頭的身份進入各地革委會，並在“九大”前後陸續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天恩眷顧，紫星照耀，卻並不是毛澤東喜歡他們身上有什麼“造反派”標記，而主要是看重他們是著名的“全國勞動模範”，又有代表工、農、商的名分。他們算不上“文革”中真正意義上的“造反派”，他們有的隻是掛名的群眾組織負責人，有的則如趙誌堅、經自麟一樣，還是“文革”初期保守派組織的頭頭。
這便意味著“雙人舞”其實隻是“一肩挑”了，省與省以下的地方基層政權，大抵又重回到“文革”前就執掌政權的官員們手中。雖然此時還不是所有的老幹部都回歸了原位，而是由另外的一些老幹部執政，如在湖南，“文革”初還隻是中共湖南省委排名第五位書記的華國鋒，到1971年時已是省委第一書記。在浙江，南萍倒台後由“文革”前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接任。在江西，雖有陳昌奉主持一段工作，在1974年，也由“文革”前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接任……
此時，正待罪之身的程世清，大約還看不明白在毛澤東的股掌之中，天下大勢何以會如此驟變，但他對於自己被打成“林彪死黨”肯定感到萬般冤屈，也一定想不清楚中央對他的態度何以會有個180度的急轉彎。
有關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幾天的情況，在程世清寫於秦城監獄的那份回憶錄裏有如下的一段：
9月19日晚上10時許，總理來電話（保密機）通知我說，林彪已叛逃摔死在蒙古。並說，你上次在南昌向主席報告的事，主席曾要你親自報告我，對別人都不能說是嗎？我對總理說，我準備在這個月底到北京單獨向您報告，總理說：“事情現在已明了，主席要我打電話感謝你。”聽到總理的電話後，我的心情完全平靜下來，並且感到了一種從未有的高興。
後麵，程世清又寫道，此後數日，汪東興給他打來電話。在羅嗦了一大陣子其他事後——
汪又接著說：主席在南昌同你的講話他沒有作筆記，讓我追補回憶，把主席的講話整理出來，交給他。我當時回答，我那時根本就沒有作筆記，現在更無法追憶整理。我堅決拒絕了他的要求。我曾想：你那個專管的大主任，怎麼想得出要我來辦這無法做到的事情呢？真不知為了什麼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