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程世清在與林彪的關係上拿捏不當，那麼，在對待下放在江西的鄧小平、陳雲等人的態度上，他大體上還算以禮相待。
1969年10月18日，周恩來給江西省革委會辦公室打電話，接電話的是省革委會核心小組辦公室主任程惠遠。周總理說：中央決定中央的部分首長要到下麵去接觸實際，也適當地參加一些勞動，向群眾學習。到江西的有陳雲同誌，帶一個秘書、警衛員和炊事員；還有王震同誌夫婦，全家去江西。……他們都是60多歲的人了，勞動也不行……從北方一下子到南方不太習慣，你們要適當注意關心他們的生活。吃飯當然是他們自己花錢，但房費不要太貴了……
接著，周總理說到：鄧小平夫婦也到江西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上說過嗎，鄧小平的問題和別人不同。他下去是勞動鍛煉。當然，他也不能當全勞力使，也是60多的人了，身體也不大好，收房費也要照顧一點……
周恩來要程惠遠報告程世清之後，就這些人具體到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動身，馬上研究出一個具體意見，並報告中央。
放下總理的電話，程惠遠片刻不敢耽擱，連夜驅車三百多公裏，向正在贛東北婺源縣視察的程世清彙報。程世清對於周恩來親自打電話作的指示也不敢怠慢，首先表態：我們堅決擁護中央的這一英明決定，堅決貫徹落實總理指示，歡迎陳雲、王震同誌及鄧小平夫婦來江西蹲點、勞動。接著，程世清又就一些具體問題向程惠遠指示：不管將來他們住在哪兒，我們都要像他們住在北京一樣給裝上暖氣。我們還一定要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不準造反派和紅衛兵衝擊揪鬥他們……
他要程惠遠就兩個細節問題再請示一下中央。次日，周恩來即代表中央回電江西，原則上同意程世清政委的安排，但對擬議中鄧小平放去贛州，認為不合適。贛州離南昌市太遠，當時交通不方便，各方麵條件很差。周恩來的意見是應該將鄧小平安排在南昌附近，為便於照顧，最好讓他們夫婦住一棟兩層小樓，樓上他們夫婦住，樓下是工作人員住。
江西方麵即按周總理的意見，讓鄧家住進了福州軍區步兵學校內的一棟小樓，原住過該校的將軍級領導，故稱“將軍樓”。步校所在地望城崗，離南昌城僅三公裏，進城十分方便。步校本是軍事單位，但仍在小樓院門布了一個坐崗。院外也常駐一個班，明眼看不見，隻在暗處負責保衛。小院十分幽靜，綠蔭懷抱，即使季節進入深秋，梧桐的闊葉仍然蔽日遮天。
小樓內住進兩名軍人，一名是幹事黃文華，一名是戰士小賀，他們顯然富有某種責任。但據一位了解情況的人告訴筆者，黃幹事比較老實、古板，沒有多少腦筋去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將來鄧家可能會怎麼樣，所以自己現在應該怎樣對他們好。他就是按上麵的指示不折不扣辦的，而上麵的指示也並未要求他刻意與鄧小平去進行“路線鬥爭”，顯然是悠悠萬事，安全為大。小樓裏他一天說不上幾句話，工作頗為無聊，家裏的人也不太搭理他，兒子背地裏在孩子中稱呼一天到晚軍裝在身的父親是“黃狗屎”。他顯得有些寂寞、落魄的樣子，有時會到附近一個熟悉的首長家聊聊天。而來自農村的小賀，既當警衛員，又幫幹活，買菜、拖地什麼的，與鄧家關係處得不錯，一口一個“卓阿姨”叫著……
雖然有外人在樓下住著，“這種生活仍是沒有自由的生活，但父母親和奶奶三人已十分滿足。比起在北京中南海那種完全的監禁，如今這個步校，這個小院，這棟小樓，氣氛已經輕鬆了許多，生活也自然了許多。他們努力適應這種新的生活。”
從毛毛的回憶錄裏透露出，到江西後，鄧小平可以與四散在各方的兒女通信。夫婦倆的工資一直照發，按說是不缺錢的，隻是因為牽掛五個孩子，其中大兒子病癱在醫院，無任何經濟來源。小女兒和小兒子均在農村插隊，兩人一般生活所用尚可靠勞動所得維持，卻無力添置衣物，更沒有回家的路費，故二老的日子過得頗為節儉。此外，筆者還聽說的有，鄧小平仍可以買“中華”煙，隻是他抽得少，有時一支煙不抽完，留下半截下次再抽。冬天南昌太陰冷，常常到了周六，就安排鄧家去市內最好的江西賓館洗澡。
又據一位當時給南昌市委某副書記做秘書的同誌回憶，在江西時鄧小平、卓琳常去醫院，卓琳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和心髒病，每次去醫院都得花上幾十元。有一次用去一百多元。現在進醫院花去一百多乃至幾百元太平常了，而在三十多年前，這絕對是個大數目。主管報銷的人感到為難，他請示了副書記。副書記又請示了上麵，上麵的回答是：鄧家的醫藥費花多少，報多少，沒有限製。
生活上安頓好了後，按照周恩來的交代，鄧小平夫婦開始了每日半天的勞動。經過多次勘察，選定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離步校僅一公裏，這是一個修理農機配件的小廠，全廠隻有八十來人。廠革委會主任兼黨支部書記羅朋，抗日戰爭時期曾是鄧領導下的冀魯豫軍區一名幹部，在太行山曾多次聽當時的政委鄧小平作報告。解放後，羅朋曾在北京公安部任副局級幹部，1959年反“右傾”時，因“犯錯誤”被下放到江西，“文革”中輾轉到了這個小小的縣級廠。省裏交待，要絕對保證鄧夫婦的人身安全，不許發生圍觀揪鬥，有事直接向省革委會保衛組報告。並強調鄧小平夫婦年紀大了，活兒不能太重，派些力所能及的即可。接到指示後，羅朋在廠裏迅速召開支部會，在全廠做了布置，又專門安排了一間小屋，準備鄧小平夫婦休息。
1969年11月9日清晨，鄧小平夫婦早早起來，吃過早飯後，一起出發去工廠勞動。他們身著新的自備工裝，腳穿草綠色軍用膠鞋，從一扇小門跨出小院，走上了紅色的沙石路，“放眼望去，是田野，是收割後的稻田，矮矮的稻茬在濕潤的泥土中直直地立著，等待著翻耕。藍天、白雲、綠樹、田野、周圍的景物，每一樣都是那樣的鮮明，那樣的可親可愛。自‘文革’爆發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出來，第一次‘自由自在’地走著出來，走到‘世界’上來，走到大路上來，去勞動，去‘上班’，去和世人接觸。在禁銅了三年之後，這種感覺，無異於解放，無異於新生。”（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